河北省人民政府


河北省传染病防治实施细则（2003年 修正本）


（1997年6月19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192号发布 根据2002年7月11日河北省人民政府第54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2年9月24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2]第16号公布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34件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03年5月2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第8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3年6月8日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03]第5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河北省体育经营活动管理办法〉等3件省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一条 为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传染病防治工作。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应包括传染病防治目标，并组织有关部门共同实施。

第三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实行统一监督管理。

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按省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专业分工，承担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监测管理工作。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承担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责任范围内的传染病防治管理任务。

第四条 对预防、控制传染病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各级人民政府应给予表彰、奖励。

第五条 各级卫生、新闻出版、广播电视、教育、科技等部门，应利用多种形式开展经常性的传染病预防知识和防治措施的宣传教育。

第六条 集中式供水、二次供水单位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的卫生监督管理，按建设部、卫生部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组织有关部门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公共设施，对污水、污物、垃圾、粪便进行清理、消毒、无害化处理，预防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

第八条 从事饮食、美容、美发、保育等易使传染病扩散工作的从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健康合格证后方可上岗。发现患有病毒性肝炎、痢疾、伤寒等消化道传染病（包括病原携带者）、活动性肺结核、性病、化脓或渗出性皮肤病等其他传染病时，应立即调离岗位，未治愈前不准从事原岗位工作。

第九条 医疗保健机构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严格执行消毒隔离制度，防止医院内感染和医源性感染。

（一）建立预防医院内感染组织，健全消毒、隔离制度；

（二）综合性医院应分设肠道传染病或传染病门诊，传染病病人与普通病人不得混住同一病区；

（三）进入人体组织或无菌器官的医疗用品必须达到灭菌，各种注射、穿刺、采血器具等必须一人一用一灭菌；

（四）凡接触皮肤、粘膜的器具和用品必须按卫生要求消毒；

（五）诊室、病室、供应室、手术室、制剂室、化验室、婴儿室、分娩室、烧伤病室、监护室等，必须按规定定期进行室内微生物学监测，达到国家有关卫生标准；

（六）一次性医疗用品，用后不得再重复使用，并及时销毁处理，记录备案；

（七）化验室采集的血、尿、痰、便等检验样品，必须经严格消毒后方可废弃。

第十条 生产、经营、使用的消毒药剂和消毒器械、卫生用品、卫生材料、一次性医疗器材、隐形眼镜、人造器官等，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并按卫生部发布的《消毒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招用流动人员200人以上的用工单位必须做到：

（一）在招工前10日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指定的卫生防疫机构报告用工人数、人员来源、用工时间；

（二）及时向卫生防疫机构报告传染病的发生情况；

（三）按卫生防疫机构的要求采取预防、控制传染病的卫生措施。

第十二条 适龄儿童应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接受预防接种。适龄儿童家长或监护人应及时向医疗保健机构申办预防接种证。

托幼机构、小学在办理入托、入学手续时，应查验预防接种证和体检证明。对未按规定接种和体检的，应及时告知到医疗保健机构进行补种和体检，并办理预防接种证和体检证明。

第十三条 采供血机构、生物制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卫生行政部门的有关规定，接受卫生防疫机构的监测，保证血液、血液制品的质量。

严禁供给、使用传染病病人、传染病病原携带者的血液和血液制品。

第十四条 出售、运输被传染病病原体或来自疫区可能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皮毛，必须按卫生防疫机构的要求进行卫生处理。

出售旧衣物等废旧生活用品必须按要求进行卫生处理，接受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和卫生防疫机构的监测管理。

第十五条 发现人、畜共患传染病流行时，卫生行政部门与畜牧部门应及时互通疫情，通报病种、时间、地点、强度及范围等情况，并按各自职责分别对人、畜开展防治工作。

传染病流行区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未经当地畜牧部门检疫不得外运。

第十六条 各级各类卫生防疫机构和医疗保健机构必须按国家和省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控制传染病的要求，承担传染病疫情监测任务，采取防治、控制措施。

第十七条 卫生防疫机构接到甲类传染病和乙类传染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疫情报告后，必须立即派人到现场进行严格的卫生处理。

第十八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当地人民政府应立即组织力量，采取有效措施切断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必要时，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可以采取《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紧急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接到下一级人民政府关于采取紧急措施的报告后，应在24小时内做出决定。

只有符合《实施办法》第五十四条规定条件的，才能解除紧急措施，并由原决定机关宣布。

第十九条 在传染病暴发、流行区域，当地人民政府应根据传染病疫情控制的需要，组织卫生、医药、公安、工商行政管理、交通、水利、城建、农业、畜牧、商业、民政、邮电、广播电视等部门，采取《实施办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预防控制措施。

第二十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传染病防治工作行使下列监督职权：

（一）对传染病的预防、治疗、监测、控制和疫情管理措施进行监督检查；

（二）制订传染病防治规划并监督实施；

（三）责令被检查单位和个人限期改进传染病防治工作；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管理事项。

第二十一条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卫生防疫机构推荐的传染病管理监督员，由省卫生行政部门聘任发证。

第二十二条 各级各类医疗保健机构内设立的传染病管理检查员，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审核发证。

第二十三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和传染病管理检查员，应按《实施办法》规定的任务，做好传染病防治的监督、检查工作。

第二十四条 传染病管理监督员、传染病管理检查员执行职务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予以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或拒绝。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设立传染病技术鉴定组织，负责传染病防治管理中疑难案件或有争议案件的鉴定。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细则第八条、条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的，依照《实施办法》第六十六条的规定处罚。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细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的罚款，但最多不超过三万元。

第二十八条 妨碍或拒绝传染病管理监督、检查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细则下列用语的含义：

消毒药剂是指消毒、灭菌或洗涤消毒的制剂，消毒器械是指用于消毒、灭菌的各种器械或装置。包括：

（1）在国内生产，未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现行版的消毒剂或者使用已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现行版的消毒剂配制成的复方消毒剂和消毒器械；

（2）已获得批准文号，需要改变成份、剂型或型号的消毒药剂、消毒器械；

（3）国内新研制的消毒药剂、消毒器械；

（4）进口国外生产消毒药剂、消毒器械产品。

第三十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试析死者人格利益的不同保护期限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然人格利益是仅以精神利益为内容，还是兼有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两方面内容，学界见解不一，[1]这造成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解读差异。[2]如果认为人格利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利益，由于死亡导致精神利益主体消灭精神利益亦当然消灭，那么法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只能从公共利益、近亲属利益或法益等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其保护期限也应着眼于这些角度确定；如果承认人格利益包含财产利益，则因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而不因死者死亡而消灭，因此其保护期限应从保护继承人、财产权存续期限等角度确定。
自上世纪以来，在比较法上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已成为普遍趋势。[3]人格权之财产利益存在两种典型保护模式：英美法的独立财产权（公开权）保护模式和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美国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是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n inc．案，[4]在该案中，弗兰克法官区分隐私权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创设了“公开权”一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从隐私权中剥离出来。[5]后经nimmer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梳理阐释，公开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的理论得以确立。[6]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一案中正式认可了公开权应受保护。[7]而在德国，法院通过适用“一般人格权”为他人身份的商业利益提供保护。[8]在paul dahlke案中，法院认为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原告照片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但赔偿的理由是应当对使用照片支付费用，而不是基于对人格的损害赔偿。[9]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判决强调肖像权虽源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但也包含对其商业利益的保护。[10]因此，在德国法保护模式中对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构成人格权的一项内容或权能。
在我国，虽然多数学者认可人格利益包含直接或间接的财产利益，但对保护模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主张采取独立财产权保护模式，建立形象权制度保护人格的商业利用。[11]另一种观点主张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采人格权保护模式、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采公开权保护模式。[12]我认为，如果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人格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那么可得出以下结论：1.人格之精神利益随自然人死亡而消灭，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2.人格之财产利益不因自然人死亡而消灭，而由继承人继承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3.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分别着眼于两类利益的性质及保护对象来确定。
首先，人格权之精神利益是权利人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利益。该利益的专属性决定了权利人死亡必然导致该利益因丧失依托而归消灭。关于死者不再享有精神利益的理论依据，已有学者作了详尽阐释。[13]惟应注意，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否保护及如何保护，各国态度不尽相同。英美法不承认死者享有精神利益。在英美法上，不存在死者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仅在受害人为生者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14]英国普通法不能对死者死后人格权提供任何保护，即使是在严重侵害死者名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5]法国与英美类似。法国法院认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这一权利的惟一享有人，权利人死亡，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即告消灭。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仅属于活着的人，不能转移给继承人。[16]但在德国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承认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在德国，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直接说”，即保护对象为死者本人。承认死者部分权利能力的做法见诸于德国法院，依据相关判决，“对人格权的保护价值超越了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因死亡而终止……一个人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一般权利在死后继续存在。”[17]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说，人的权利能力消灭后，其人格仍有保护的价值；不对死者进行贬低性评价或歪曲性描述，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因此，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利要求制止或收回对死者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并不与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消灭的原则相背离，也不是说与人密切相关的一般人格权可以转让或者继承。[18]在我国台湾地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间接说”，即其保护对象为死者近亲属。在2007年“蒋孝严诉陈水扁侵害蒋介石名誉权案”（又称“蒋介石名誉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成立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对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的侵害。[19]
个人认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我国宜采“间接说”，即人格权之精神利益因权利人死亡而消灭，死者近亲属因侵权行为受有精神损害，以其自身权利受侵害获得救济。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我国现行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若采德国“直接说”承认死者享有权利能力，必然与之抵牾过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受侵害时，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显采“间接说”；其三，从相关判例来看，各级法院虽在“直接说”、“间接说”、“混合说”之间摇摆不定，[20]但“间接说”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主流观点。[21]
其次，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由死者近亲属继承，在法定期限内仍受保护。在美国，公开权可否继承曾存在极大争议。[22]1975年的price v. hal roach studio案[23]和1987年的state ex. rel. elvis presley int’1 mem’1 found. v. cromwell案[24]明确表明公开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可继承性。在普通法中承认公开权的美国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等州和适用民法典的加利福尼亚州、[25]印第安纳州，[26]均已承认公开权可以继承。虽然美国还有很多州对公开权可否继承未作规定，但已就公开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的绝大多数州均肯定公开权的可继承性。[27]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肖像的传播与公开展示须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权人允许他人为自己制作肖像并获得报酬，视为同意。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内须经其亲属同意。”但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何保护则未作规定。1989年heinz erhard案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案承认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嗓音）也享有支配权，死者近亲属同样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死者其他人格特征以获取许可使用费。[28]
在我国，实务上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则持否定态度。在前述“鲁迅姓名权案”中，法院认为，“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或将鲁迅域名标价出售，既会对鲁迅后人包括周海婴造成精神痛苦，同时也会对中华民族感情造成伤害。”“周海婴作为鲁迅先生之子，有权继承鲁迅先生的物质遗产，亦对鲁迅先生的姓名、名誉等享有精神利益，有权维护鲁迅先生的姓名不受侵害，但是姓名权本身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随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该判决否认了死者姓名具有财产利益及可继承性。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及判决理由均值得商榷，应承认死者人格利益的财产性和可继承性。主要理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财产双重利益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其二，承认姓名权、肖像权的财产权能，存在现行法依据。《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姓名权的内容包括决定、使用、变更姓名等权能，其使用权能当然应包含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该条还规定禁止他人盗用、假冒权利人的姓名，盗用、假冒行为亦包含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条更直接表明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的权能。其三，《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依体系解释规则，在法律文本设定的特定语境下，前后多处使用的同一术语可能指称的都是区别于惯常含义的特别含义，此时的体系解释就应当因循语境下的特别含义。[29]“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能；“其他合法财产”相应地可解释为其他权利中的财产权能，亦包括人格权之财产权能。另外，学理上亦认为与人格物质载体相区分的人格权或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如肖像权）受侵害，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应该允许继承。[30]其四，在司法实务上，在“蓝天野诉天伦王朝饭店有限公司等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案”中，法院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并判令被告向肖像权人支付肖像使用费。[31]该案虽未明确人格之财产利益可否继承，但该案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为承认该权能之可继承性留下余地。
最后，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具有差异性，该差异性取决于此两种利益的主体和性质之差异性。一方面，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实为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精神利益之主体为死者近亲属。该精神利益因与主体不可分而不具有可让与性、可继承性，因此，该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取决于立法政策对死者近亲属范围的划定，亦即在这些主体的生存期限内此种精神利益为法律所保护。另一方面，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实为侵害继承人所享有的财产利益。该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并非继承人之生存期限，而取决于立法政策对该类财产利益所认可之存续期限。

法律文献：
[1]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和财产双重内容（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参见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于德香：《析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可以适当分离》，《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2期；麻昌华：《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see p. cane, 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 2nd edition,oxford,1996,p.5；王泽鉴：《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台湾本土法学》2008年第105期。
[4]see 202 f. 2d 866(2d cir. 1953)．
[5]事实上，在haelan案之前，美国法院已承认了名人享有利用其肖像谋取收入以及禁止行为人商业性使用其肖像的权利。haelan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了公开权可以通过协议或许可的方式进行转让。参见[美]大卫•韦斯特福尔、大卫•兰多：《作为财产权的公开权》，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6]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law＆contemp. probs.，1954, p.19.
[7]see 433 u.s. 562(1977)．
[8]参见[美]苏珊娜•伯格曼：《美国和德国公开权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9]vgl. bghz 20,345.
[10]vgl. bgh 1, 12,1999.
[11]参见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年第10期；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3]同前注[2]，葛云松文；同前注[12]，张红文。
[14]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1988, p.877.
[15]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6]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7]同前注[1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49页。
[1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9]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20]《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2期；《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21]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同前注[19]，王泽鉴书，第145～148页。
[22]see terrell and j. s. smith, publicity lib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nceptu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bility issue, 1985, 34 emory l. j. i．
[23]see 400 f. supp. 836(s.d.n.y.1975)．
[24]see 733 s. w. 2d 89 (tenn. app. 1987)．
[25]see california civil code§3344.
[26]see indiana code § 32-13-1-8.
[27]see restatement,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46, comment d.
[28]vgl.olg hamgurg 08.05.89.
[29]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contracts and wills, butterworths, 1995, p. 69.转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30]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3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6226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