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浅议新一轮欧洲民法典之争
作者：马雷
毕业于荷兰王国阿姆斯特丹法学院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比较法，欧洲私法，欧洲家庭法
联系方式：LEIMA2008@hotmail.com
过去十几年里，欧洲法律学术界围绕着欧洲民法典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支持派依旧在不厌其烦地历数着在欧盟成员国间一系列条约框架下数十年里所取得的法律进展，而反对派在质疑欧盟法缺乏外部全面性和内部连贯性的同时，亦毫无留情地着墨于欧盟各成员国内不同的法律和社会文化对欧盟法律一体化过程的反向牵拉效用。
连年的质疑之声和欧洲宪法与里斯本条约在欧盟内连续遭遇的困境并没有泯灭相当数量的法学家的欧洲民法典之梦，自2003年以来在欧洲私法尤其是合同法领域内，一些学术团体跳出目前欧盟法框架前瞻性地独创出一系列的法律标准参数（CFR），如2008年初发布《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欧洲私法基本原则、定义和现代法》，这些学术成果已在欧洲法学界掀起了新一轮的欧洲民法典之争。
本文从历史上几次有名的欧洲民法典之争谈起，着重对自2003年以来的欧洲私法学术界在法律标准参数上取得的成果进行初步的价值衡量，以求为欧洲私法乃至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的未来进行建设性的思考。
一、理智还是敌意？
欧盟以及前身欧洲共同体的超国家性无疑是欧洲民法典之争的根源所在，当大批欧洲法学家对一部可能的欧洲民法典欢呼雀跃并急不可待地开始对民法典的性质、结构乃至内容进行论证的时候，来自欧洲内部与外部的质疑和批评之声也从未休止过，而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加拿大法学家皮埃尔罗格郎。在皮埃尔于1997年发表在《现代法评论》的一篇文章里[1]，他指出欧洲各国法律并未真正走上相互融合之路，而所谓的欧洲民法典之说纯粹是无稽之谈，他的理论依据之一在于对法律移植说本身的全盘否定。这不仅使人联想起二三十年前恰恰就是以皮埃尔为主角的围绕着法律移植轰动一时的那场辩论，以法律史学家艾伦沃森为首的支持派认为历史上多如繁星般的实例已经证明了法律移植的无处不在，而皮埃尔则依托并发展了法国孟德斯鸠的相关学说并指出法律移植的不可能性，一部法律或一项法律制度在转移至另一法律文化后必然丧失本意。
尽管皮埃尔的理论被之后的法学家们认为有极端之嫌，他本身也被冠之为“不友好的”“反欧洲”学者，但他的理论也无疑为对欧洲法律一体化盲目趋从的学者们上了一课。为了实现人员、货物和资本自由流动的既定目标，欧洲共同体和之后的欧盟机关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比如在欧洲合同法领域，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欧洲委员会针对诸多特定的合同形式颁布了许多指令，这些指令在“直接效力”原则下被贯彻执行到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法律框架内，大大加速了欧洲合同法领域的融合过程，但这样的努力并非总是受到欢迎的。比如，大陆法系中常见的合同诚信原则在被欧盟采用后，常被欧盟内的英美法系国家斥为一种法律的殖民主义，如英国政治经济学院的巩特尔塔博纳就曾将该原则在英国的大行其道形容为一种刺激性的法律侵入，而此种法律侵入严重影响了成员国国内私法系统的统一性和连续性[2]。如果说制定一部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是需要时间来衡量各方的妥协的话，那如何在架构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同时营建统一的欧洲法律文化则是需要耗费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时间来成就的事业。因此，与其将皮埃尔对欧洲民法典的质疑之词认定为是一种局外人的敌意，倒不如将其理解为是一种旁观式的理智更为恰当。
二、欧洲私法发展现状
虽然对于欧洲私法这一新兴学科的广度目前仍然存在争议，但多数欧洲法学家认为欧洲私法应包括欧洲合同法、欧洲侵权法、欧洲财产法，并涵盖欧洲家庭法、欧洲环境法和信息技术法律等法律部门[3]。
无论欧盟民法典究竟是以1990德国民法典、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还是被誉为20世纪最后的民法典1992年荷兰民法典为典型，一部民法典所应具备的两个特征是外部的全面性和内部的连贯性，而目前的欧盟私法显然与此二基本特征相去甚远。就一系列的欧盟条约来说，虽然它们在各成员国内具有普遍适用效力，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成员国往往以一国利益和价值观念出发对条约随意阐释，进而导致了同一条文在各国遭遇到了不同的法律解释；就一系列的欧洲委员会指令来说，虽然依据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各成员国有义务修改国内立法以使之与委员会指令达成一致，但显而易见的弊端在于，第一：欧盟机关难以界定指令在各成员国内执行的程度和效力，第二：在执行委员会指令的往往会移植一些外来的法律机制和文化价值，从而不仅令该指令的效力在此国内大打折扣，而且反而会影响一国私法的完整性和内部的连贯性。不仅如此，委员会指令普遍遵循的原则是“最小程度协调”原则，即成员国在不违反一指令的前提下可以援引并使用更严格的立法手段，在该指令调控领域内各成员国间的法律壁垒并未完全消失。另外，委员会指令显然缺乏外部的完整性，比如它只涵盖了特定的合同类型，在其他的合同法领域则留有空白。
三、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学术先行还是一意孤行？
鉴于以上提及的欧洲私法发展上的困境，欧洲法学者并不沉溺于现状，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大批欧洲法学术机构大规模自发地组织了私法标准参数的活动并相继推出了大批成果。从欧洲合同法委员会（蓝多尔委员会）首推的欧洲合同法原则到蒂尔堡欧洲侵权法研究小组于2005年推出的欧洲侵权法原则，从欧洲民法典小组推出的欧洲法原则丛书到2008年与欧洲私法研究小组合作发布并公开影印发行的《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欧洲私法原则、定义和现代法》，这一系列的举动俨然已经成为欧洲法学界的新浪潮。
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特性。其一：这些欧洲法律学术团体制定欧洲法原则是受到美国重述法律制度的启迪，而首推欧洲合同法原则的蓝多尔委员会为接下来几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提供了典范，换句话说，正是蓝多尔委员会掀起了欧洲学术团体自发立法的序幕。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是此学术运动发展的分水岭，绝大多数成果得以在2003年后诞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激励因素在于欧盟委员会于此年发布了欧洲合同法行动纲领，在此纲领中委员会第一次提出了欧洲法律标准参数之说，呼吁并鼓励学术团体献计献策，在对目前欧洲合同法架构进行重新考量的同时，欲对如何加强欧洲合同法内部的连贯性一问题提供思路。在行动纲领中，欧盟委员会并未明确欧洲法律标准参数的定义和范围，此举究竟是有意为之或草率疏漏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明确得知的是，这些学术团体恰如其分地抓住并依托欧盟机关此次政治性姿态“有名分”地大举作为，虽然没有人可以确信这些法律成果可以换回欧盟决策机关怎样的回应。其二，这些欧洲法律学术团体几乎全部遵循着相同的行为和价值原则，而这一原则可归结为“在欧盟范围内依托共同的法律核心价值寻找最佳的解决方案”，而这也正是欧洲法标准参数的与美国重述法的根本区别，因为重述法重在横向描述，而前者更重在纵向的比对以寻求最佳的解决方案。其三，这些制定、公布乃至公开印刷发行的欧洲法标准参数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本质上讲纯属于学术界的知识成果，它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教育和科研意义大于政治和实用意义。尽管欧盟委员会将这些欧洲法原则形容为以后行动的“工具箱”，且有一定数量的原则逐渐被欧盟成员国司法机构援引或使用，但若没有欧盟范围内政治上的等量回应或未来进一步升级后的成员国条约的话，它们充其量更像是纸上谈兵的一厢情愿。标准参数在教育和科研上固然有其价值，但我们很难将此效用予以量化，一成员国的法律研究人员、律师和法学院学生当然有必要增加对他成员国法律和法律文化的认知程度，但当身处未知大于已知、问题多于答案的窘境时，这些欧洲学术团体的集体智慧显然要经受更凛冽的质疑之声。
或许值得欣喜的是，这一学术界的造法运动也同时发生在欧洲私法的其他领域，比如在传统观念里被认为难以或较难融合的欧洲家庭法领域，而这也不禁让人联想起1990年左右关于一部统一的欧洲家庭法的可能性的争论，支持方阿尔弗雷德瑞格认为欧洲家庭法领域的融合之势不可避免，而事实上在家庭法的各个领域内各成员国相同或类似的立法数量在增加，而反对派德国法学家迪特尔玛特尼则认为家庭法深深植根于一国的社会文化和风俗内，一部统一的欧洲家庭法如乌托邦般虚幻。
欧洲共同体和欧盟条约圈定了欧洲家庭法可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尽管欧洲共同体条约第九十五条明确规定了欧盟机关无权直接统一调控和协调成员国实体家庭和继承法律，但第六十五条却巧妙地着重强调了在民事领域的司法协作具有跨国效应。因为各国家庭法的分立并不直接妨碍内部市场的形成，所以家庭法的发展往往被搁置在欧盟立法机关议事日程之外，迄今如此普遍被提及的所谓欧洲家庭法来源主要为三，第一：欧洲人权公约和伴随里斯本条约生效的欧洲人权宪章中关于家庭和私人生活的章节；第二，关于民事商事领域的司法协作的布鲁塞尔条例一和关于离婚和父母权责的布鲁塞尔条例二及补充条例；第三，欧盟法院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历年判决。尽管如此，相比于欧洲合同法，欧洲家庭法统一和融合的程度依旧较低。但欧洲一些家庭法领域的法学家显然并不安于现状，以荷兰乌特列支大学家庭法教授凯瑟琳娜波勒渥琪为首的法学家们于2001年建立了欧洲家庭法委员会，并于2004年和2006年连续推出了以调控离婚、赡养和父母权责为主的欧洲家庭法原则。虽然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当初在被欧盟委员会提出时主要是针对欧洲合同法领域且并未明确其范围和定义，但笔者认为欧洲家庭法原则亦应囊括在广义的欧洲法律标准参数之内，因为它们在本质、结构和特征上与欧洲合同法原则是基本一致的。
综述以上，欧洲法律标准参数在本质上是学术界绕开欧洲法律和政治现实以促进欧洲法律一体化的另辟蹊径，但欧盟机关和各国领导人对他们的呼声也不可能置若罔闻，撇开欧洲民法典的可行性不谈，这些学术团体大有架构各领域部门法典的动机和趋势。正如荷兰蒂尔堡大学教授杨斯密在评述2008年刚刚发行的《法律标准参数草案》时说的那样，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进度距离欧盟立法现实已太过遥远[4]。如何系统地评价和考量这些欧洲法律标准参数是一个值得认真商榷的问题，我们不妨回到篇首皮埃尔的否定论去，倘使我们不需要一部统一的欧洲民法典，我们是否需要一部学术意义上的欧洲民法典或部门法典呢？
我们无法揣测正忙碌于在国际舞台上拓展政治影响力的欧盟在遭遇尴尬的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政治动向，但哲学理论告诉我们，向心力和离心力是相伴相生的，法律升级固然不能割裂两者，但究竟如何平衡他们的关系则值得研究。
在欧洲私法一体化过程中，学术先行是必要的，因为学术上的创造性地妥协划一不仅为欧盟委员会节省了相当的调研时间，更向包括欧盟委员会在内的欧盟政治机关明确表明了姿态。目前可以预见的是，各团体在欧洲合同法领域内对法律标准参数的构建将为近期欧盟委员会规模性合同法律修订提供借鉴。
参考文献：
[1]、Pierre Legrand, ‘Against a European Civil Code’, Modern Law Review, 1997, p. 45.
[2]、Gunther Teubner, Legal Irritants: Good Faith in British Law or How Unifying Law Ends Up in New Divergences, Law Department,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The Modern Law Review, Volume 61, 1998, P.22.
[3]、Sjef van Erp, Netherlands Comparative Law Association-European Private Law, Electronic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Volume 4.1, June 2000.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的决定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的决定
(2005年4月21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人大华侨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关于修改〈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的决定（草案）》，决定对《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根据国务院《宗教事务条例》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二、第二条第二款修改为：“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信仰不同宗教的公民应当相互尊重、和睦相处。”
三、合并第三条、第四条为第三条，内容修改为：“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成立的宗教团体、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依法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与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存在的各项相关社会公共事务。”
四、第五条改为第四条，并将第一款修改为：“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宗教教职人员、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正常的宗教活动受法律保护。”
五、第六条改为第五条，并将第二款修改为：“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自主自办的原则，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支配。”
六、第七条改为第六条，并将第三款修改为：“市和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对本市和所辖地区的宗教事务负有指导、协调、管理、监督的职责。”
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市和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可以委托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各级人民政府做好相关工作。”
七、合并第九条、第十条为第七条，内容修改为：“成立宗教团体，应当按照国务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经市或者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审核同意后，向同级民政部门申请登记。”
八、第十一条改为第八条，修改为：“宗教团体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行政管理。
“宗教团体在坚持其宗旨，按照各自的章程开展活动的同时，应当协助政府贯彻执行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对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和法制的教育，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维护宗教教职人员和信教公民的合法权益；组织或者协助宗教活动场所开展正常的宗教活动。”
九、第十二条改为第九条，并将第二款修改为：“印刷、出版和发行宗教报纸、宗教期刊、宗教图书、宗教电子出版物和宗教音像制品等（以下统称宗教出版物），应当按照国家与本市有关出版管理的规定办理。”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以下统称宗教组织）需要印制宗教出版物以外的宗教印制品（以下简称宗教印制品）的，应当按照国家与本市的有关规定办理。”
十、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申办以自养为主要目的的企业、事业单位，可以举办社会公益活动。其税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惠。”
十一、第十六条改为第十二条，修改为：“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由市有关宗教团体按照有关规定认定。经认定的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应当报市和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十二、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三条：“符合参加本市社会保障基本条件的宗教教职人员，可以参照本市有关规定自愿参加社会保险。”
十三、第十八条改为第十五条，修改为：“本市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外地，或者外地宗教教职人员应邀到本市主持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任职的，应当经市有关宗教团体同意后，报市和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十四、第十九条改为第十六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宗教活动场所，是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依法登记，供信教公民在本市进行宗教活动的寺院、宫观、清真寺、教堂（以下称寺观教堂）及其他固定宗教活动处所。”
十五、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七条，修改为：“筹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由宗教团体向拟设场所所在区、县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对拟同意的，提出审核意见，报市宗教事务部门审批。市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区、县宗教事务部门的报告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宗教活动场所筹建完成后，按照有关规定履行登记手续。”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非宗教组织不得建立宗教活动场所、设置宗教设施。”
十六、第二十一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管理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宗教活动场所应当建立、健全人员、财务、会计、治安、消防、档案、环境保护、文物保护、卫生防疫等各项制度，接受政府相关部门的指导、监督、检查。”
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宗教活动场所每年应当向所在区、县宗教事务部门提交上一年度的管理情况报告。
“任何组织和个人进入宗教活动场所，应当遵守宗教活动场所的各项规定，尊重宗教教职人员的宗教信仰习惯。”
十七、第二十二条改为第十九条，修改为： “宗教活动场所终止、合并、分立、迁移，宗教活动场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任职或者离任以及变更登记其他内容的，应当向原登记机关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手续。其中终止的，财产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十八、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条，合并第一款、第二款为第一款，内容修改为：“宗教组织可以接受个人和团体自愿的布施、乜贴、奉献和其他捐赠（包括遗赠）。接受外国宗教组织和个人的捐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宗教组织接受的捐赠，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
“非宗教组织不得接受或者变相接受各类宗教性的捐献。”
十九、合并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为第二十二条，内容修改为：“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拍摄电影、电视片，设立商业、服务性网点，应当事先征得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和市宗教团体同意，并报市或者区、县宗教事务部门批准。”
二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三条：“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宗教活动场所内改建或者新建建筑物，根据不同规模，应当事先征得区、县或者市宗教事务部门同意。”
二十一、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宗教活动场所内不得进行有悖于社会公德或者本教教义的占卜命运、驱鬼治病等活动。”
二十二、第二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宗教活动应当在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和经宗教事务部门指定的场所内进行。”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非宗教组织不得举行宗教活动。”
二十三、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六条：“举办超过日常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依法应当取得市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的，市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不需要市宗教事务部门批准的，应当向举办地所在区、县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主办上述活动的宗教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事故的发生，并按照有关规定报公安、消防部门审批。”
二十四、第三十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信教公民可以在宗教活动场所内，按照各教的教义、教规和习惯参加宗教活动，家庭信教成员也可以在本人的家里过宗教生活。”
二十五、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条，修改为：“宗教活动不得影响社会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宗教蛊惑蒙骗他人，进行危害社会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违法活动。”
二十六、第三十五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设立宗教院校，应当由市宗教团体向市宗教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市宗教事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意见，拟同意的，报国务院宗教事务部门审批。”
二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三条：“宗教事务部门应当支持宗教团体培养爱国爱教、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有较高宗教造诣的宗教教职人员。”
二十八、第三十八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宗教院校的非本市户籍的毕业生，在本市稳定从事宗教主要教职三年以上的，由所在宗教组织及市宗教团体推荐，经市宗教事务部门核实，其户籍可以按照有关规定报入本市。”
二十九、合并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为第三十八条，内容修改为：“宗教财产是指宗教组织依法使用的土地，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房屋、构筑物、各类设施、用品、工艺品、文物、宗教收入、各类捐赠以及从事经营服务活动的合法收益和其他合法拥有的财产。
“宗教组织依法所有或者管理、使用的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私分和损毁。”
“宗教组织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宗教事务部门报告财务收支情况，并以适当方式向信教公民公布。”
三十、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九条：“宗教活动场所收藏、使用的文物以及受国家委托代管、使用的文物，不得擅自馈赠或者转让，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
三十一、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条，修改为：“宗教房地产应当由市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按照有关规定申请登记，领取房地产权证书，报市宗教事务部门备案。”
三十二、第四十三条改为第四十一条，修改为：“宗教活动场所和宗教建筑中属于文物保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或者市级以上宗教重点保护单位的，在城市规划中应当划定其保护范围和周边建设控制范围。在保护和控制范围内的各项建设活动，应当执行有关规定。
“前款所列的宗教活动场所，未经市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和征求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不得改作他用。”
三十三、第四十四条改为第四十二条，修改为：“因市政建设确需拆迁宗教活动场所的，拆迁人应当与市有关宗教团体协商取得同意，并征求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后，按照原有建筑面积重建或者给予相应的补偿。”
三十四、第四十五条改为第四十三条，修改为：“因城市建设需要拆除和动用宗教房地产，应当事先征得市有关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的同意和征求市宗教事务部门的意见，并与有关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管理组织签订协议，给予合理从优补偿、妥善安置。”
三十五、第四十六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宗教组织未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出租。宗教活动场所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不得转让、抵押或者作为实物投资。”
三十六、第四十九条第一款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外国人可以在本市宗教活动场所内参加宗教活动。本市宗教活动场所可以应外国人的要求为其举行道场、法会、洗礼、婚礼、葬礼等宗教仪式。”
“在本市的外国人集体进行宗教活动应当在本市依法登记的宗教活动场所内由市宗教团体组织，必要时，可以在市宗教事务部门指定的场所或者临时地点进行。外国人集体进行宗教活动时，由场所或者临时地点所在区、县的宗教事务部门负责管理。”
三十七、第四十九条第二款改为第四十六条，修改为：“市宗教团体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邀请以宗教教职人员身份来访的外国人在本市宗教活动场所讲经、讲道。”
三十八、第五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七条，删去“音像制品和印刷品”。
三十九、第四十七条改为第四十八条，修改为：“外国人可以与本市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进行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
“本市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与外国人在开展友好往来和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中，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平等友好的原则。”
四十、第四十八条改为第四十九条，修改为：“本市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应邀出访或者邀请国外宗教组织、宗教界人士来访，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手续。”
四十一、第五十三条改为第五十条，其中的“本市有关部门”改为“任何组织”。
四十二、第五十四条改为第五十五条，修改为：“利用宗教进行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侵犯公私财产等违法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其他法律、法规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十三、第五十五条改为第五十一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侵犯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和信教公民合法权益的，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的，由市或者区、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四十四、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二条：“擅自设立宗教活动场所的，由市或者区、县宗教事务部门予以取缔，没收违法所得；有违法房屋、构筑物的，由建设主管部门依法处理；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四十五、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三条：“未经批准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的，由市或者区、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施工，限期拆除；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四十六、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四条：“未经市宗教团体认定的人员主持宗教活动、进行非法传教活动、利用宗教进行诈骗活动的，由市或者区、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停止活动；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十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六条：“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或者区、县宗教事务部门责令改正；情节较重的，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有违法所得的或者非法财物的，由有关部门予以没收：
（一）未经批准或者备案，举办超过日常规模的大型宗教活动，或者在宗教活动场所外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
（二）未经批准设立宗教院校的；
（三）违反国家规定接受和使用境内外捐献的。”
四十八、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七条：“宗教教职人员在宗教活动中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由宗教事务部门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情节较重的，可建议有关市宗教团体暂停或者取消其宗教教职人员的身份。”
四十九、第五十六条改为第五十八条，修改为：“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应当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收取罚没款时，应当出具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没款收据。罚没款按照规定上缴国库。”
五十、第五十七条改为第五十九条，修改为：“当事人对宗教事务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五十一、第五十八条改为第六十条，修改为：“宗教事务部门以及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在宗教事务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十二、第五十九条改为第六十一条，修改为：“外国人违反本条例，宗教事务部门和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劝阻制止；违反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行为或者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进行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十三、第六十条改为第六十二条，修改为：“侨居国外的中国公民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的居民在本市进行宗教活动，按照国家规定和本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
五十四、删除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