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行刑方式观探微

孙竽1, 宋立军2

（1.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江苏 镇江 212003 2.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6）

内容摘要：在我国，将社区矫正视为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但是从长远看，这种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因而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社区矫正性质应定位为：在社区中实行的，采用社会工作方法对矫正对象进行的矫正活动。
关键词：非监禁刑 社区矫正 行刑方式 社会工作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对社区矫正的概念进行了界定——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这是目前最权威的概念。有人认为，这个概念是一个表述比较准确、内容比较全面，并且考虑了国际社会的做法和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恰当地体现了社区矫正措施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1] 但是，该概念关于社区矫正是一种行刑方式的观点，却值得商榷。
一、 “行刑”与“矫正” 概念混同，是社区矫正行刑观产生的直接原因
按照罪犯是否被监禁来划分，“刑”可以分为“监禁刑”和“非监禁刑”。目前从我国刑法体系看，非监禁刑有死刑（立即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而暂予监外执行，只是监禁刑的一种
变通，不应归为“非监禁刑”的范围。“行刑”也就是执行刑罚，有“罚”的意思在里面。对于被判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和拘役的罪犯来说，对他进行“监禁”，就是行刑。如果不引进“矫正”这个概念，行刑当然可以采用模糊概念，即惩罚加教育。但是一旦引入“矫正”，就不同了。因为“矫正”更多意味着一种技术性的方法，因而不能把矫正与教育划等号。如矫正之中药物治疗的方法，无论如何也不属于教育的范畴。因而，我认为监禁期间既有“罚”又有“矫正”，执行“刑罚”的部分就是“行刑”。而监禁刑中只有“监禁才是罚”，其他的措施都是矫正。非监禁刑中也有“罚”，有的罚了后不需矫正，如单处罚金。有的既要“罚”又要“矫正”，二者不能混同。如剥夺政治权利，禁止行使政治权利是罚，其余就是矫正。在日本，“矫正”是作为“行刑”的上位概念使用的。其矫正机构包括行刑机构和非行刑机构。[2]在早期的行刑中没有矫正这个概念的。矫正的概念是由实证刑法学派的创始人菲利提出的，其矫正概念来自于治疗。[3] 矫正与行刑的区别主要在于，行刑侧重于惩罚，而矫正侧重于帮助和指导。要说清这个问题，还有必要说说“矫正”这个词。“矫正”在英文中是“correction”,意思是“使正确或更好”。而汉语中的“矫”与矫正有关系的意思有5种——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箝子；使弯曲的物体变直；纠正、匡正；抑制；勉励。其实“矫正”最早是医学概念，如“牙齿矫正”、“语言矫正”等，这是它的原有之意。后来这个词才引用到社会学领域。 “牙齿矫正”、“语言矫正”并不是惩罚牙齿和语言。同理，社区矫正也不是对罪犯进行惩罚。
从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工作试点情况看，社区矫正对象并非都是行刑对象，例如，宣告缓刑和裁定假释对象就不属行刑对象。
缓刑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较轻刑罚的罪犯，鉴于其犯罪情节较轻、主观恶性不深、对社会危害较小，再犯可能性很小而适用的附条件不执行原判刑罚的一种刑罚制度。刑罚制度与行刑是否为同一概念呢？我认为二者是不同的。从刑罚的实践看，缓刑应是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缓刑实际上是缓行刑，即定罪判刑却暂不执行。还有一种是缓判刑，即指对可能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定罪但暂不判刑。[4] 也就是说，缓刑就是不行刑。因而将缓刑对象视为行刑对象是不恰当的。我们只能说，缓刑对象是罪犯，但不服刑。并且，这种缓期执行，并不排除在特定条件下执行的可能性。这无疑从逻辑上证明了缓刑并不是行刑的一种方式。此外，根据刑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者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如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情形，缓刑考验期满，原判的刑罚就不再执行，并公开予以宣告。”该法条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在罪犯缓刑期间，公安机关只有考察权，而不是行刑权；二是“缓刑考验期满，原判刑罚不再执行”，即这种情况下，当然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在审判实践中，法院也不会将曾判缓刑的罪犯的再犯罪认定为一般累犯。瑞士的缓刑制度是这样规定的：“缓期执行有2到5年的考验期。此外，法官还可以对缓期执行者附加监督条件，提出在缓刑考验期犯罪人必须遵守的与其行为有关的要求。这些要求必须是确实有助于犯罪人避免再犯，可以指导犯罪人回归社会，而不应当是对犯罪人罪行的报应或变换的刑罚”[5] 1982年12月6日瑞士联邦法院(Bundesgericht)的一个判决就曾经认定这样的“要求”是不合适的。该案中，下级法院判令一位冒充顾客进商店行窃的妇女12日监禁刑，但缓期执行，其要求是该妇女在伯尔尼的一家医院无偿工作12日。联邦法院认为，该要求不足以发挥取代短期监禁刑的功能。在该案中，按照联邦法院的观点来看，下级法院对该妇女缓期执行的“要求”与她所犯之罪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对其回归社会不可能产生任何积极意义。因为把履行一定劳动义务作为犯罪人因所犯之罪而应当受到的刑事处罚，这是没道理的。因此，联邦法院认为前述对那位妇女的判决是不合适的。[6]这显然排除了刑罚的适用。台湾学者林山田在论及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时指出：为了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有时刑罚可低于罪责相称的程度，或者以缓刑等手段来避免刑罚的宣告或执行。[7]从被称为缓刑之父的美国人约翰·奥古士塔斯（John Augustus）在当初设立缓刑制度的情况看，缓刑也并非是行刑的方式。[8]
再看被裁定假释的。从字面上去理解，假释就是“假的释放”。假释是指对罪犯附条件提前释放的一种刑罚制度。从功能上看，假释具有减刑的一切功能。[9]根据刑法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罪犯被假释后，公安机关只具有监督权，不具有行刑权。另外，根据刑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刑期，从徒刑、拘役执行完毕之日或者从假释之日起计算；剥夺政治权利的效力当然施用于主刑执行期间。”该法条很明确地指出，执行主刑与不执行主刑的界限——假释之日。既然主刑不执行了，那么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从假释之日起就不应该属于刑罚执行的对象了。不过，假释和缓刑一样，法律也保留了在特定情况下对其执行刑罚的可能性。因此，假释同样是相对于实际执行来说的。
《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东京规则）》规定，“采用非监禁措施应成为向非刑罚化和非刑罪化方向努力的一部分，而不得干预或延误此目的进行的努力。”[10]其目的也是防止将非监禁措施行刑化，毫无疑问，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观念恰恰“干预或延误”了非监禁措施非刑罚化的努力。
二、没有真正领悟社区矫正的内涵，导致社区矫正性质定位欠科学
社区矫正对于我国来说，无疑属于“泊来品”，我们本应对外国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全面而客观地考察，尤其是对它的概念内涵要有科学地把握，不能简单地把“社区矫正”这个新名词作为对 “五种对象”的监督管理教育的代名词，更不能将在本质上与监狱工作不作区分。因而，我们有必要对中外社区矫正概念，特别是我国和美国的社区矫正概念进行比较分析。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的社区矫正概念。
社区矫正(Community corrections)可以定义为：它是为预防犯罪而设计的相互关联的一系列项目（programs），它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建设诸如中途住所(Halfway houses )、日报告中心(Day Reporting Centers)、半归家(Halfback houses)等社区矫正的环境设施（facilities），集中针对罪犯的不同需求，进行多种形式的规劝和建议（counseling）。日常的矫正项目包括：教育和职业训练、毒品和酒精治疗、暴怒的处理和冲突的解决，当然不仅限于这些项目。此外，社区矫正也可以缓解（remedy）监狱过于拥挤的矛盾。例如：罪犯在监狱服满一定刑期后，州假释委员会就会下达假释令，让他们参加矫正项目，作为对监禁的变通方法（alternatives to incarceration）。
社区矫正的观念是一种理性的思维。首先，从广义上说，要弄清通常与犯罪有关联的主要因素。例如，与教育程度、滥用毒品、职业情况等有什么关系。其次，社区项目的设立，也是紧紧围绕这些主要因素的构成来建构的。再次，无论是缓刑罪犯还是假释罪犯，都被安置在这些设施中，而其中许多情况下是来自法庭或者假释委员会的特殊指令。也就是说，他们应受处遇的类型和数量都是明确的。最后，社区矫正的期望结果将是确定的。通过完成对矫正项目的实施，罪犯将不再有继续犯罪的行为，这样也就减少了犯罪。
更重要的是，为了保证矫正的有效性，必须对社区矫正设施进行评估和测量，要确定其对罪犯（例如再犯率）和社会（例如犯罪率）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社区矫正设施的成功，唯一取决于组织的控制策略和项目被执行的方式。进一步讲，这个领域的从业人员必须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负责。在一定程度上，社区矫正意味着，聘用高素质的职员，进行服务行为的评估，还要取得成果。
社区矫正设施的百分百有效当然是最理想的，尽管从研究结果看，有的州实现了。但是，要想全国都做到，恐怕要花费许多年去研究。然而，这毕竟可以说明罪犯在这种处遇方式中得益。相反地，联邦统计数据表明，监狱内的罪犯绝大多数都是多次犯罪者，超过60%的缓刑和假释犯很可能重新犯罪。因而，当今社会急需社区矫正。[11]

该概念没有采取绝对化的定义方式阐述，而是用商讨的语气，给别人以充分的话语权。这是社会科学的特点决定的，这有利于社会科学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相反，概念过于权威，是件很可怕的事情。由此我们方能理解，为什么美国各州社区矫正方式不是“大一统”。[12]它还明确了社区矫正的目标——“旨在允许犯了罪的人进行重新改善自我(re-integrate themselves) ，并为其提供相应的机会，使其不致再危害公共秩序和安全。”把“重新改善自我”放在首要的位置，“提供机会”只是辅助的作用。它还解释了什么样的思维是“理性的思维”，并且指出社区矫正的具体项目和技术方案。
这个概念给我们的印象是，社区矫正的确不同于监禁矫正，但它又不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方式。实际上，在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监禁矫正也贯穿着同样的“理性思维”。不同的是工作方法，社区矫正由于地域环境的优势，更利于借助社会工作的方法来矫正罪犯。
再来分析我国的社区矫正概念。姑且不说该概念犯了循环定义的错误。主要看它是否将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作了明确区分。第一，“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二者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关着，一个是在社会上，这只是形式的不同而矣。第二，“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专门机关当然不同。但监狱要不要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呢？第三，“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这同监狱要达到目标是相同的。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社区矫正对象已经在社会上了，怎么又讲“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呢？特别是宣告缓刑的,根本不存在“顺利回归社会”的问题。当然似乎可以表述为，“促进其成功社会化”。这一点是监狱目前很难做得好的。许多人之所以犯罪，最根本的，就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出了偏差，其社会化是不成功的。比如，青少年犯罪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当然这样的表述也值得进一步推敲。但最起码反映出社区矫正工作与监狱工作的不同来。
对某省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调研中发现，社区矫正工作所用的表簿册与监狱所使用的表簿册如出一辙。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竟然会把 “生病”的矫正对象抬到公益劳动现场，看别的矫正对象劳动，令其体验劳动的意义。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怪现象？与目前的社区矫正概念灌输给我们的理念有无关系呢？
在设计社区矫正时，我们更多地强调行刑观。这是重刑主义在作崇，也反映出一种对矫正对象的敌视态度。社区内的罪犯是危险分子，当然必须使用相当于监禁的手段才行。我们民族向来缺少人文精神，人们总认为罪犯是“恶人”，要以恶制恶，这才是对“善人”的善。然而他们中一些人或者说绝大多数人只是做了恶事的“善人”，同我们无异。况且，对于他们的犯罪，我们的政府、我们社区的每一个成员有没有责任呢？我们对他的犯罪当然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那么我们就有责任帮助他“重新改善自我”。在一些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到，作为刑事政策基础的人道主义，并不是具有同情心的个别人的理想主义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对犯罪所负的责任问题，对违法者的关心并不是恩惠和怜悯，而是福利国家具有强制性的任务。[13]
我们在对他们矫正时，所采用的是社会工作方法。社会工作三大基本方法是：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14]
首先，社区矫正与社会个案工作。社区矫正归根到底是对活生生的个人进行矫正，对每一个对象的矫正都属于个案，都不可避免地运用社会个案工作方法。鲍尔（Swithun Bower）在他1994年发表的《社会个案工作的性质和定义》一文中认为：“社会个案工作是一种艺术，这种艺术是以人类有关的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为依据，而对人提供协助，协助个人发挥其潜能，以促进个人适应其全部或部分之环境”[15]汉密尔顿则认为，社会个案工作是客观地处理实务，提供咨询，用以激发和保持案主心理能力的方式，“也就是说，在服务进行时，必须主动地让案主参与解决其所面临的困难”。[16]社区矫正工作中对个体对象的矫正，正是属于社会个案工作的范畴。
其次，社区矫正与社会团体工作。任何个人都是以参加某一团体的形式得以生存和发展。因而，对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也需要社会团体的广泛参与和行动，即通过团体的协助来改变个人的行为，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团体工作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个人发生转变；通过个人之间的互助合作，培养社会责任感，实现自我价值；传授知识；学习正确扮演社会角色；宣泄情绪；发展社交技巧。[17]我们的社区矫正工作，就其团体工作应发挥的作用而言，无外乎上面的六个方面。因而，我们说社区矫正是社会团体工作的一部分。
再次，社区矫正与社区工作。社区工作与社会团体工作有其关联的一面，如果将社区看成是一个大的社团也未尝不可。但是，二者也是有区别的。社会团体工作是以个人、家庭和团体为服务对象，而社区工作以整个社区及生活在社区中的居民为服务对象。社区工作的内容和方法更多地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个案工作和社会团体工作所不易解决的问题。社区矫正对象被置于社区中，他的个人发展前景，取决于社区自身建设的优劣。社区矫正自然就成为社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社区矫正的目标是通过社区建设来改善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关系，培养居民自助、互助和自决精神，不断增进社区的凝聚力和居民的归属感。
综上所述，在我们还不能为社区矫正提出科学概念时，暂且表述为，社区矫正不是行刑方式，而是综合运用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工作等社会工作方法，协助矫正对象这一特殊群体“重新自我改善”的社会活动。其作用是：联合所有的社会力量，帮助被矫正对象恢复家庭联系，获得就业和受教育的机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合适位置，进而从根本上减少重新犯罪的危险。[18]
三、过分强调国家强制力作用，是社区矫正行刑观产生的社会因素
长期以来，我们在国家治理中，特别是在对待罪犯的态度上，更倾向于国家强制力的发挥甚至是非法扩张，因而经常忽视社区的影响力，忽视被矫正对象自我修正能力。从社区矫正工作依托社区，助人自助的特点看，这项工作涉及到三方——国家、社区和罪犯，这三方缺一不可。而后两者的态度和行动是社区矫正工作能否顺利开展的关键。
刑罚无疑是国家代表社会对犯罪作出的最严厉的正式反应，而来自社会道德的谴责、被害人和社区的反应、亲友的疏离、舆论的批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力，等等，则是社会对犯罪作出的非正式反应方式。[19]因而，把社区矫正作为行刑方式，就会倾向于单向强制，即国家动用强制力，或者社区以国家强制力的名义惩罚管理罪犯。如果将其作为一种社会工作方法，那么自然要讲求双向互动。这里的双向是“社区与罪犯”，作为强制力的国家公权力部分，此时只是一种消极力量，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只有在社区矫正不成功时，才可能介入。
社区矫正存在的基础是社区，没有社区就没有社区矫正。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作为社区矫正的物质载体，社区有其自身的诸多优势，如：合理的地域管辖范围、适当数量的人口、丰富的资源、较强的人际亲合力等。社区矫正要充分利用这些独有的资源，促进社区被矫正对象与其他社区成员的良性互动。[21]因而，社区建设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社区矫正工作的效果。从社区功能看，社区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整合社区功能，发展社区事业，改善社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把社区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合为一体，从而通过社区建设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22]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矫正机关不能在社区矫正工作中唱主角，只能是导演的角色。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有五条：（1）以人为本、服务居民；（2）资源共享、共驻共建；（3）责权统一、管理有序；（4）扩大民主、居民自治；（5）因地制宜、循序渐进。[23]其中，居民自治是指：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从社区的自治特点来看，社区没有刑罚执行职能。相反，社区却能通过各种社会工作方法，通过自治的力量，使矫正对象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这一点看，社区更多的职责是创造一个适合于矫正对象生活发展的环境，保证矫正对象能在良好的人文环境中实现自我改善的目标。
外因往往要通过内因起作用。因而，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显然被矫正对象的自我改善、自我修正是决定性因素。矫正对象自觉自愿地参加矫正项目，这也正是对他们实施社区矫正的前提条件。而行刑却不要求自觉自愿的态度，不管你愿不愿意、自不自觉，都必须接受强制的惩罚和矫正。如果将社区矫正看成是行刑的方式，显然是对罪犯自我改善和修正的能力进行怀疑甚至是一定程度的否定。这当然不利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
四、社区陷于尴尬，社会工作不协调，是社区矫正行刑观的必然结果。
倘将社区矫正定位于行刑方式，那么社区就成了行刑的场所——第二个监狱，没有围墙的监狱。既然我们可以说罪犯在社区服刑，当然也可以说其他社区成员生活在“监狱”中。监狱为了防止出现交叉感染，缺少亲和力，社区却理应成为具有亲和力与吸引力的地方。如果将社区视为监狱，其亲和力与吸引力就会有所减弱。社区成员（矫正对象也在其中）间容易产生戒备和猜疑的心理，这种社区矫正不是促进社区的发展而是阻碍了社区的健康发展。美国学者对此有过反思。他们认为：“社区最终有可能把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区变成一个‘惩罚城市’。”[24]如果社区矫正是一种引导罪犯重新改善自我，使罪犯不致再犯罪的手段和方法，那么反对的人自然就会减少。同时还有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是，社区矫正的行刑主体到底是谁？如果是司法机关，那么与监狱矫正区别不大。如果是广大群众，无疑使社区居民的“法感情”走入歧途。耶林曾说，如果普通的人不去同情犯罪者，而是愿意去帮助警察和官吏，相反只有犯罪者本人同情自己，这绝不是健康的“法感情”。[25]这种尴尬的局面归根到底都是由没有将社区矫正科学定位造成，或者说是将社区矫正行刑化的产物。社区矫正的宗旨是促进社区建设，保障社区安全，但是社区矫正行刑观却将社区推向十分不利的境地，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社区矫正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一部分。在那些持社区矫正行刑化观点的人看来，节约行刑资源是社区矫正与监狱工作的重要区别之一。但是，如果将社区矫正单纯行刑化，却是一个浪费社会资源的措施。从国外的实践看，社区矫正的对象是相当广泛的。他们把社区中所有需要矫正的人，几乎都纳入到社区矫正的系统工程中来，而不仅仅局限于刑事犯罪领域。比如出狱人的社会保护，目前尚没有具体的部门负责，可以纳入到社区矫正中。[26]另外，诸如“问题少年”甚至存在较大争议的劳动教养人员，在时机成熟时也理当纳入社区矫正体系中。因而，我们还可以说，社区矫正是社会综合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单一的行刑方式。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整合社会资源，使社会综合治理的效果发挥到最佳状态。因而，我们的社区矫正不能为了矫正而矫正，关键要考虑社会效果，要将降低重新犯罪率与提高全民的素质紧密结合起来。而社区矫正的行刑化观念却不利于各项社会工作的协调开展和社会资源的科学整合。

Study and probe the Conception that Community Corrections
Are the Styles of Criminal Execution.

1.SUN Yu1; SONG LI-jun2
(1.Jiang Su Judicial Police Five-year Junior College, Zhenjiang, Jiangsu 212003;2.Kenneth Wang Law School,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Jiangsu 215006)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六号）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水文条例〉的决定》已经2013年9月26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9月26日




安徽省水文条例


（2010年8月21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13年9月26日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水文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水文管理，规范水文工作，为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水资源和防灾减灾服务，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文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水文站网规划与建设，水文监测与预报，水资源调查评价，水文监测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水文设施与水文监测环境的保护等活动。
第三条 水文事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公益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水文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水文工作的正常开展，充分发挥水文工作在政府决策、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公众服务中的作用。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水文工作，其直属的水文机构（以下称省水文机构）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管理工作。
省水文机构派驻设区的市水文机构在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负责划定的行政区域内的水文管理工作，同时接受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
专用水文测站和其他单位从事水文活动的，应当接受省水文机构的行业管理。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展改革、国土资源、建设、环境保护、交通运输等行政主管部门和气象主管机构，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有关水文工作。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大水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建立健全稳定的投入机制；加强水文现代化建设，鼓励和支持水文科学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保护水文科技成果，培养水文科技人才。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文队伍建设，改善水文测站的工作条件，保持水文队伍的稳定。

第二章 规划与建设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流域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和本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编制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经征求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意见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和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会同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编制本行政区域的水文事业发展规划，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实施，并报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根据全省水文事业发展规划，按照合理布局、有效利用、防止重复，兼顾当前和长远需要的原则，编制全省水文站网建设规划，经省人民政府水、发展改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水文情势变化，确需调整全省水文站网建设规划的，应当报原批准机关批准。
第十条 水文站网建设应当纳入基本建设计划，按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建设程序组织实施。
新建、改建、扩建涉水工程需要配套建设或者更新改造水文测站的，应当将水文测站的建设或者更新改造经费纳入工程建设概算。为涉水工程提供专项服务的水文测站，其运行管理经费应当在涉水工程运行管理经费中安排。
第十一条 水文测站分为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和专用水文测站。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分为国家重要水文测站和一般水文测站。
国家重要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批准。一般水文测站的设立和调整，由省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报国务院水行政主管部门直属水文机构备案。
第十二条 设立专用水文测站，不得与国家基本水文测站重复；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覆盖的区域，确需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应当报省水文机构批准；属于流域管理机构批准的，由省水文机构报流域管理机构批准。其中，因交通、航运、环境保护等需要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前，应当征求省水文机构的意见。
申请设立专用水文测站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开展水文监测工作必要的场地和基础设施；
（二）具有必需的水文监测专用技术装备和计量器具；
（三）具有相应专业的技术人员；
（四）国家规定的其他条件。
专用水文测站由设立单位建设和管理，或者由设立单位委托水文机构管理，管理费用由设立单位承担。

第三章 监测与预报

第十三条 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水文技术标准、规范和规程开展水文监测活动，保证监测质量。未经批准，不得中止水文监测。
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漏报、迟报、瞒报水文监测数据，不得伪造水文监测资料。
第十四条 水文监测所使用的专用技术装备应当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要求；水文监测所使用的计量器具应当依法经检定合格。
第十五条 水文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水文监测应急机制，加快水文自动监测和快速反应能力建设，提高监测水平。
第十六条 水文机构应当对水资源进行动态监测，为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与保护、水生态修复、水环境治理等提供监测资料。
水文机构应当加强对水功能区、饮用水水源地水量、水质的动态监测，发现被监测水体的水量、水质等情况发生变化可能危及用水安全的，应当加强跟踪监测和调查，及时将监测、调查情况和处理建议报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水行政主管部门；发现水质变化，可能发生突发性水体污染事件的，应当及时将监测、调查情况报所在地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对水文机构开展的水资源水量、水质动态监测工作，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情信息监测系统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建设。承担水文监测和水文情报预报任务的水文测站，应当及时、准确地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供实时水情信息和水文情报预报。
水文机构编制水文情报预报需要使用其他部门和单位采集的水文信息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及时、无偿提供。
第十八条 大中型水库（水电站）、大中型闸坝、城市防洪工程、重要取水口和退水口以及对防洪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小型水库等水工程管理单位，应当设置水文监测设施，并在水文机构的指导下，承担相应的水文监测任务，并逐步提高自动化监测水平。
第十九条 水文情报预报实行统一发布制度。
水文情报预报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机构、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水文机构按照规定权限发布。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
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媒体，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防汛抗旱要求，及时播发、刊登水文情报预报，并标明发布机构名称和发布时间。
第二十条 无线电、通信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水文监测工作提供通信保障。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干扰或者破坏水文机构使用的无线电频率和有线通信线路。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会同有关部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从事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未取得资质的，不得从事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工作。

第四章 资料汇交保管与使用

第二十二条 水文监测资料实行统一汇交制度。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汇交水文监测资料：
（一）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当年水文监测资料由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整编后，于次年3月底前向省水文机构汇交；
（二）重要地下水源地、超采区的地下水资源监测资料和重要引（退）水口、在江河和湖泊设置的排污口、重要断面的监测资料，由从事水文监测的单位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整编后，于次年3月底前向省水文机构汇交；
（三）其他从事水文监测单位的当年水文监测资料由监测单位按照国家技术规范整编后，于次年3月底前向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汇交。
第二十三条 水文监测资料包括：
（一）地表水的水位、流量、水质、水温及泥沙、冰情、水下地形的监测资料；
（二）地下水的水位、水量、水压、水温、水质的监测资料；
（三）降水量、蒸发量、墒情的监测资料；
（四）其他水文活动的监测资料。
第二十四条 省水文机构应当妥善存储和保管汇交的水文监测资料，并建立水文数据库和水文信息共享平台，为公众查询和获得水文监测资料提供服务。
基本水文监测资料应当依法公开，但属于国家秘密的除外。
水文机构应当按照规定与有关部门和单位相互及时通报与水文有关的预报、预警信息。
第二十五条 国家机关决策和防灾减灾、国防建设、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公益事业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应当无偿提供。
除前款规定的情形外，需要使用水文监测资料和成果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收取费用，并纳入财政预算管理。
因经营性活动需要提供水文专项咨询服务的，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有偿服务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六条 水文机构为特定项目提供的水文监测资料，仅供使用单位用于该项目；未经水文机构同意，使用单位不得将用于特定项目的水文监测资料转让、转借、出版或者用于其他经营性活动。

第五章 设施与监测环境保护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水文监测设施及监测环境的保护工作。
国家基本水文测站因不可抗力遭受破坏的，所在地人民政府和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组织修复，确保其正常运行。
第二十八条 禁止侵占、毁坏、擅自移动或者擅自使用下列水文监测设施：
（一）水文缆道、水位观测平台及其附属设施；
（二）水文监测仪器、设备；
（三）水文监测场地、地下水监测井、水文测站站房、水文测船及测船码头；
（四）水文监测标志、专用道路、水文通信设施以及附属设施；
（五）用于水文监测的供电、供水设施；
（六）为水文测站提供专项服务的其他设施。
第二十九条 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按照下列标准划定：
（一）水文测验河段的保护范围：长江、淮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新安江干流基本水尺断面或者流量测验断面上、下游各500米内，其他河流基本水尺断面或者流量测验断面上、下游各300米内，河道两岸历史最高洪水位以下的河槽区域；
（二）湖泊、水库水文监测点的保护范围：基本水尺周围100米内区域；
（三）水文监测场地的保护范围：监测操作室、自动记录水位台、过河缆道的支架（柱）及锚锭、雨量观测场等周围20米内。雨量观测场周边20米外有障碍物的，障碍物到观测场的距离与障碍物的高度比不得小于2倍。
有管辖权的水文机构应当会同水文测站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的具体方案，报县级人民政府确定，并在保护范围边界设立地面标志。
第三十条 禁止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种植高秆作物、堆放物料、修建建筑物、停靠船只；
（二）取土、挖砂、采石、淘金、爆破和倾倒废弃物；
（三）在监测断面取水、排污或者在过河设备、气象观测场、监测断面的上空架设线路；
（四）设置坝埂、网箱、鱼罾、鱼簖等阻水障碍物；
（五）对水文监测有影响的其他活动。
第三十一条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应当避免影响水文监测环境和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
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在征得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建设。因工程建设致使水文测站改建的，改建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因重大工程建设确需迁移国家基本水文测站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立项前征求省水文机构意见，省水文机构应当对迁移测站的地点、位置、监测环境、应急监测措施等情况进行论证，建设单位根据论证结果提出迁移方案，报对该站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迁移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三十二条 水文监测人员在通航河道中或者桥上进行水文监测作业时，应当依法设置警示标志，过往船只、车辆应当减速慢行或者避让。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采取补救措施，补办有关手续；无法采取补救措施、逾期不补办或者补办未被批准的，责令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逾期不拆除的，强行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一）未经省水文机构批准，擅自设立专用水文测站的；
（二）未经同意擅自在国家基本水文测站上下游建设影响水文监测的工程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使用不符合规定的水文专用技术装备和水文计量器具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向社会发布水文情报预报，造成严重经济损失和不良影响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未取得水文、水资源调查评价资质证书从事水文活动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权限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拒不汇交水文监测资料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未经水文机构同意，使用单位将用于特定项目的水文监测资料用于经营性活动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侵占、毁坏水文监测设施或者未经批准擅自移动、擅自使用水文监测设施，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五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项、第四项规定，在水文监测环境保护范围内从事禁止性活动，尚未构成犯罪的，由省水文机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可以处一万元以下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未构成犯罪的，由有关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错报水文监测信息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
（二）汛期漏报、迟报水文监测信息的；
（三）擅自发布水文情报预报的；
（四）丢失、毁坏、伪造水文监测资料的；
（五）擅自转让、转借水文监测资料的；
（六）不依法履行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