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委员会制度之革新探析

何艳芳* 余茂玉**
（西北政法学院，陕西西安，710063）


【摘 要】审判委员会是我国各级人民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它在司法实践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基于制度设计和程序运作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其已经成为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的“瓶颈”，本文拟从实践的层面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的革新设想。
【关键词】审判委员会 讨论案件 革新设想

Analyzing on innovation of the Institution of Adjudication Committee
HE Yan-fang YU Mao-yu
(Nor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xi’an shaanxi，710063)
Abstract: Adjudication Committee is the supreme internal trial Organization in the people’s courts,it shows active role in judicial practice. But just owing to the problem of the institution design and operation procedure,it has been ”the neck of bottle” in the reform of the mode of trial. The article intends to analyze the problem of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angle of practice,and proposes the perfect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
Keywords: Adjudication Committee;discuss case;the conception of innovation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1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的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或疑难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审委会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证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质量，发挥审判人员的集体智慧，实行审判民主，加强执法监督，曾起过积极作用。但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逐步推进，审委会作为“瓶颈”的负面效应渐趋显现，从而受到了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界的广泛质疑。我们以为，应当在当前国情的基础上对一项制度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加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否定或者肯定，并且主张在反思其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之上，改进完善审委会制度，从而将其功能充分发挥。在此指导思想之下，我们撰写拙文，以陈管见。
一、审判委员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程序公正是个永恒的话题。目前，审委会的运作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审委会制度所存在的最为根本的缺陷，这种断言主要是基于审委会讨论案件的程序缺乏公正性，具体表现在它违反了一些基本诉讼制度或诉讼原则，也表现在它的许多工作制度主要源自于习惯，缺乏理性分析。我们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审委会制度进行分析：
1、违背了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但是，审委会讨论案件是秘密进行的，讨论时除了汇报人和必要的记录人员外，其他人是不准进入会议室的，更不用说旁听、报道，很显然这是与审判公开原则相矛盾的。此外，审委会讨论案件时诉讼当事人并不在场，一般不展示证据，审委会委员亦不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辩护，仅仅是听取案件承办人的汇报和根据案件承办人所写的案情报告来作出判决。这又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相悖，对准确判断、分析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显然是不利的。（1） 因为直接审理的意义就在于，它创造了一种对立双方进行平等论证、抗辩和说服的环境，保证对立双方的攻击、防御活动对裁判结果的制约和影响的机会对等，直接审理还有助于审委会委员直接运用自己的五官对证据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促使他们减少预断和偏见。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均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现有审委会制度对二原则的直接影响了程序公正的实现，因此应当在完善审委会的具体制度时应考虑充分体现二原则。
2、回避制度未能有效贯彻。设立回避制度旨在从审判主体中立性的层面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审判中立性更为注重诉讼程序结构内部来确保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即法官应当与案件本身以及当事人双方及诉讼代理人无关联而保持中立的诉讼地位，也就是双方当事人保持同等的诉讼距离。（2） 从这种意义上说，审委会委员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回避，排除偏见，从而保证诉讼的公正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三大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一些应当回避的委员不自行回避，当事人又无法申请回避，因为案件在审委会讨论之前，一般并不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对当事人是相对保密的，而对当事人公开的合议庭却并不享有真正的裁判权。实践中，审委会委员不回避的现象降低了当事人对司法程序和审委会委员的信赖度，使得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亟待具体落实。
3、割裂了审理权和裁判权，出现“审而不判”和“判而不审”。审委会讨论决定案件，审理者是合议庭或独任审判员（有些地方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提交审委会讨论，（3） 此举值得怀疑，具体理由我们在下文中将要论及），判决者则是审委会，造成审、判分离，合议庭“审而不判”，审委会则是“判而不审”、“不审而判”。有人将此种状况比喻为“看病的医生无权开处方，开处方的医生却不看病”。这类现象严重影响了法官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而且会从实质上影响到审判的质量。
4、抵御外部压力的作用有限。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确存在着“案件一进门，各方都托人”的情况，法官承受的外部压力的确很大，这种压力事实上在不断地给法官施压，当这种压力达到极限后，就会使其“崩溃”，从而置公平、正义于不顾，徇私枉法。所以从实践意义上来说，为法官设置一个“抗压”的机构能够帮助其抵御外部压力和诱惑，但这种作用还是十分有限的。贺卫方先生认为，审委会的存在不仅不能成为抵御外部压力的屏障，相反，它完全可以成为外部压力进入法院的最便利的入境通道。我们总是想着让普通法官向干预他的人说：“这个案件是要上审判委员会的，我作不了主。”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建立这样一种制度，让院长们“无奈地”对试图干预他们的人说：“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具体案件如何处理我作不了主，我没有权力干涉法官办案。”（4）
5、不利于错案责任追究制的落实。审委会制度由于存在较多问题，很难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旦出现此类案件被认定为错案的情形，则很难追究审委会委员个人的责任。基于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合议庭并未实际裁判，若由合议庭成员承担责任，似显不太公平。从理论上说来说应由审委会集体承担责任，因为审委会讨论案件实行民主集中制，集体负责。 但在司法实践中，所谓集体负责实际上是往往无人负责。如果出现错案，无法追究个人责任，至多在自我批评会上，说一声“我也是有责任的”就可完事。这就使得个别执法者有徇私枉法的可乘之机。
6、审委会职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法律规定的任务有待进一步落实。目前， 我国各地审委会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个案研究、案件讨论上，而在总结经验、指导实践、开展宏观调查研究等方面显得极为不足。尤其是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地方法院都是将审委会作为“工具”对待的，较为现实地重视个案讨论，而不宏观、长远地发挥审委会的职能。
二、革新设想
在考察了我国审委会制度运作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之后，我们拟从组织构成、工作规则以及审委会委员良知等角度入手提出如下改进设想：
（一）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
优化审委会的组织构成，是实现审委会公正、高效的前提条件。在审委会人员的组成上，要改变那种论资排辈，且要摒弃那种与行政级别挂钩的状况。在目前，我们可以考虑将审委会组成人员分为若干个层次，例如可分为：（1）常设委员。由院长、副院长、研究室主任担任，参与对所有提交案件的讨论。（2）专职委员。从本院选任若干名精通一门或多门法律的审判人员担任，参与其所精通的一个或几个方面的案件的讨论。（3）专家咨询委员会。从有关院校、科研机构、专业部门聘请通晓法律或其它与法院审判业务相关的专家、学者若干名。专家咨询委员会及其成员提出咨询意见或参考审判方案，供法院审理时考量。这其实在北京、上海等地早已自觉为之，并总结了许多成功的经验。（5） （4）常务办事机构。可设立秘书一名或由研究室指定一成员负责处理审委会的日常事务。这在司法实践中已有较多法院在自行制定的内部制度上体现出来。如：北京一中院审委会工作规则（6） 第四章第14条就规定：“审判委员会设秘书一人，负责处理审判委员会的日常事务，并担任会议记录工作”；福建莆田市秀屿区法院审委会工作规则（7） 第四章第24条规定：“审判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为本院研究室。审判委员会的日常活动由研究室负责作出安排”。
（二）完善审委会的工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姑且不论制度本身设立的合理与否，制度的运作是制度能否实现其设立鉴于审委会运作方式的不规范，我们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审委会的运作程序和工作制度。
1、自行制定审委会工作规范。各级法院应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自行制定出审委会工作规范，健全具体的办事机构，处理日常事务，使审委会的工作得以具体落实，明确其权利和义务，做到有章可循和良性运作。
2、确立回避告知制度并完善回避决定程序。针对前面提及的回避制度对审委会委员形同虚设的状况，应当建立完善的回避告知和决定程序。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凡是应当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案件，先期公布审委会委员名单，保证当事人行使申请回避的权利。无论审委会以何种形式涉入案件的审判，合议庭都应当事前向当事人宣布本院审委会的组成人员，告知其有申请回避的权利，这样做避免了当事人申请回避权利无法行使的缺陷，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法院应当制定具体的告知规则并形成完善的决定程序。
3、完善审委会讨论案件的“准入”制度。我国现行法律规定，重大疑难案件应由审委会讨论决定。但是对何为重大疑难案件又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某个案件应否由审委会讨论决定，随意性很大，从而造成审委会讨论案件过多过滥、负担过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认为应用法律明确界定审委会的受案范围。如何界定，我们倾向于先概括后列举式。即首先通过司法解释对何为疑难复杂案件，作定义性的阐述，而后用列举方式，列出若干目前属于审委会受案范围的重大疑难案件，最后用一弹性条款兜底。
4、审委会讨论案件仅限于合议庭审理案件，并实行部分案件的审委会听审制度。就合议庭审理的案件而言，如果合议庭合议认为疑难、复杂，则可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我们以为，如果合议庭在对案件进行初步审查后，认为是可能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重大疑难案件，在开庭审理时可要求审委会委员到庭旁听，从而直接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辩论，以消除审判分离的缺陷，此举有助于抑制审委会流弊，以促进司法公开和公正。这种制度已有部分地方法院开始了有益的尝试。（8） 听审制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前面所述审委会制度违反审判公开和直接审理原则的问题。但如果案件是在合议庭开庭审理后，评议之时才认为需提交审委会的，这时就要求全体合议庭成员共同认真做好向审委会的案件汇报工作，写出高质量的审理报告，详细叙述清楚案件的事实、证据、双方争议的焦点，合议庭的意见分歧等。审委会通过对审理报告的认真审阅来了解案情和审查合议庭的审判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做出决定。
关于独任审理的案件是否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的问题。我们以为，独任审理的案件一律不得提交审委会讨论。从民事案件的角度看，依据《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2款规定的独任审理针对的是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而依据第142条适用简易程序的是“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简单民事案件。既然属于简单的民事案件自然不属于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范围，但较为普遍的现象是，很多地方法院对部分独任审理的案件也进行讨论，这是与立法宗旨相违背的。事实上，如果独任审理的民事案件如果在审理之时发现其并不“简单”，则可以依据司法解释转为普通程序，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这时如果认为确实属于疑难、复杂案件则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从刑事案件的角度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149条，刑事案件只有由合议庭审理的疑难、复杂、重大的案件方可提交审委会讨论，这就排除了按照简易程序，由审判员独任审理的刑事案件可以提交审委会讨论的可能性。对行政诉讼案件，由于《行政诉讼法》第46条规定，审理行政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审理，所以不会发生独任审理的情况，自然就不属此问题探讨范围，况且行政案件多涉及到法院与行政机关的关系，因此“绝大多数行政案件都会进入审判委员会”。（9） 事实上，独任审理的案件无论是民事还是刑事案件，如果在审前程序中发现案件疑难、复杂或者重大均可直接确定由合议庭审理，从而取得提交审委会讨论的条件。如果在开庭审理阶段发现案件不属简单案件，需提交审委会讨论，则应依法转为合议庭审理并经合议后可提交审委会讨论。所以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不应违背两大诉讼法的规定，直接将独任审理的案件提交审委会讨论。
5、案件呈报制度应做到有章可循。针对司法实践中汇报敷衍和倾向性汇报的现象，应当确立一套汇报制度，承办人员应当书写详细的汇报材料，而非仅限于合议庭倾向认定的部分，不得按照自己的意见任意增删案件事实，误导审委会委员。即使是倾向性意见部分应阐述清楚依据和理由。为确保汇报时委员能够“吃透”案件，要求委员应在讨论前阅卷，从而提高讨论效果，当然这前提是审委会讨论的案件数量尽量减少。
应当对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审理报告进行规范化，如对其主要内容就必须要做到条理清晰、详略得当、有理有据并且要做到一目了然，具体应当包括：案件来源；当事人基本情况；对案件事实的叙述； 案件的性质，诉讼当事人争议的焦点、法律关系；合议庭认定的事实及证据； 合议庭意见分歧的焦点，各不同意见的理由和依据；拟适用的法律条文（若适用司法解释或行政法规作为裁判依据的，则应当将条文内容详细抄录）；拟作出的裁判内容。另外，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的书面报告还应当做到主题明确、问题突出、材料翔实并且要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亦即要阐述清楚：要求审委会研究解决的问题和必要性；是否解决该问题对审判工作将产生的影响；解决该问题的倾向性意见及其依据和理由。（10）
6、落实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凡是经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审委会委员应在裁判文书上署名，一旦发现错案就应该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第三章第25条的规定追究相关委员的违法审判责任。对经过讨论而发生的错案，应根据情况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如果是承办人汇报不全、错误造成的，追究承办人的责任；如果是表决错误造成的，应追究表决人的责任。即便是院长、副院长所应承担的责任，也决不应回避。防止客观上存在的一人发言，特别是领导人先发言定调，他人附和的情况。对经常表决错误的委员，说明其不能胜任职责，应考虑提请人大常委会免去其审判委员会职务。（11）
7、审委会应转移目前的工作重心，加强审委会总结审判经验、指导实践的功能。前面的分析主要针对的是审委会的任务之一——讨论决定案件提出的，事实上审判委员会还负有总结审判经验、研究审判工作中相关问题的任务。各级法院审委会应及时总结审判经验，将审委会工作重心放在宏观指导审判工作及总结经验上，因为总结审判经验是法律规定的审委会的一项任务和常规工作。司法实践中，审委会应当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总结推广经验；分析共性案件；借鉴其他法院经验，制定适合本地实际的审判技巧、策略和规则等等。
此外，审委会委员的自身素质的提高须待体制之完善。我们认为，提高委员素质需要建立激励机制，促使其积极提高自身素质，同时确立委员的选拔制度，完善教育培训方式，并按照相关规定的要求，加强审委会委员的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首先，在现行的审委会制度之下，审委会委员的形成过于行政化，致使其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这时我们可以考虑建立一种新的委员选拔制度，比如我们可以在本院法官中根据综合素质选拔少量委员，从而得以促进本院法官努力工作和提高素质的积极性。其次，应对审委会委员进行教育培训，这里应当包括入选培训和定期轮训。入选培训亦即对新当选的审委会委员进行培训，培训的内容不仅是业务方面的内容，还应当包括从宏观上总结审判经验和把握疑难案件的能力，而定期轮训则指的是分期对委员进行日常业务培训。最后，应当促进委员自觉加强良知和职业道德建设。审委会委员在参与个案讨论的之时，应当运用自己的日常工作经验、业务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在良心的支配下，通过认真、反复的权衡和比较，从而作出确定性的选择。
结束语
审委会制度是基于我国当时国情产生的，尽管其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但我们认为尚没有到需要废止之境况，最为现实的思路就是考虑如何去改进完善它，以期它的功能能够得到充分发挥。因为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立刻废止”这一在可以看得见的未来无法实现的想法，与其提出一些虚无缥缈的制度构想，还不如着手思考完善现有制度，或者说分阶段、分步骤地完善现有制度。前述对审委会制度的构思就是这一思路的初步体现。
*本文原载《社科纵横》2004年第6期，此处有增删。

参考文献

（1） 参见程新生：《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个案制度的缺陷》，载《法学杂志》1999年第2期。
（2） 参见常怡：《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27页。
（3） 参见前引苏力：《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的考察及思考》。该文作者苏力先生述及其调查显示的状况，如果是独任审判的案件，法官个人对案件拿不准的，先向庭长汇报；如果庭长与主审法官的意见一致，则可以定案；如果不一致，庭长将向主管副院长汇报，副院长也拿不准的，经副院长向院长报告，进入审判委员会讨论。
（4） 参见贺卫方：《关于审判委员会的几点评论》，载http://chinalawinfo.com/fxsk/FXKW/articleshow.asp?fid=298
（5） 参见王利明、姚辉：《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上）》，载《中国法学》1998年第2期。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酒类生产流通管理条例
　　　　　　　　　　　(2010年7月28日贵州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酒类生产、流通秩序，保护消费者、生产者和销售者的合法权益，促进酒类产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酒类生产、流通活动以及对酒类生产、流通实施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酒类，是指酒精度（乙醇含量）大于0.5%vol的含酒精饮料，包括发酵酒、蒸馏酒、配制酒、食用酒精以及其他含酒精成分的饮品。但经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批准生产的药酒、保健食品酒除外。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酒类生产、流通管理工作的领导，促进酒类产业健康发展，维护酒类消费安全。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经济贸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实施酒类生产规划和产业布局，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酒类生产的监督管理，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酒类流通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交通运输、卫生、公安、环保、价格、检验检疫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负责酒类生产、流通监督管理的有关工作。
　　第五条　强化酒类知识产权保护，充分运用商标、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制度，提高酒类企业市场竞争力，促进酒类产业发展。

　　　　　　　　　　　　　　　　　　　　　　　　　第二章　　　生产管理

　　第六条　从事酒类生产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生产企业的选址应当符合本省产业发展规划和城乡规划要求。
　　第七条　酒类生产企业出厂的预包装酒类产品应当附合格证，预包装酒类产品的标签标识应当符合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
　　第八条　采用委托加工方式生产加工酒类的企业，委托生产期限不得超过被委托企业的酒类生产许可证的有效期限。
　　采用委托加工方式生产白酒的，应当到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所在地省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委托加工其他酒类产品的，委托双方应当分别到所在地市、州人民政府和地区行政公署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
　　委托加工的酒类标签上应当标注委托企业和被委托企业的名称、地址。
　　第九条　酒类生产禁止下列行为：
　　（一）伪造、变造、冒用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超许可范围生产酒类；
　　（二）使用甲醇、非食用酒精及其他非食用原料生产酒类；
　　（三）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掺杂、掺假，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
　　（四）伪造产品产地，伪造、冒用或者变造他人厂名、厂址、商标、包装、装潢及认证标志、国际标准产品标志、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名牌标志等标志；
　　（五） 在预包装饮料酒标签上以直接或者间接暗示性语言、图形、符号导致消费者将购买的饮料酒或者饮料酒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明示或者暗示具有预防、治疗疾病作用，具有保健作用；
　　（六）使用有毒、有害容器、工具和设备包装、运输、储存酒类；
　　（七）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十条　白酒生产作坊必须到所在地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生产活动。
　　白酒生产作坊不得使用酒精生产加工白酒，不得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预包装。
　　第十一条　报请备案登记的白酒生产作坊应当符合下列条件，并提交相应证明文件：
　　（一）有固定的、合法的生产场所和营业执照；
　　（二）有与生产规模和产品相适应的资金、必备生产设备、专业技术人员和质量管理人员；
　　（三）符合全省酒类生产规划和产业布局要求；
　　（四）使用纯粮固态发酵法等传统工艺；
　　（五）有健全有效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
　　（六）符合国家、省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
　　（七）产品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要求；
　　（八）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对符合前款规定条件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当自受理备案登记申请之日起20日内出具由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统一样式的备案登记证明。
　　第十二条　农民个人及家庭在当地使用纯粮固态发酵法生产非预包装白酒的，应当书面报告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加强管理。
　　禁止前款规定的生产者使用酒精生产加工白酒，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预包装。

　　　　　　　　　　　　　　　　　　　　　　　　第三章　　　流通管理

　　第十三条　酒类销售实行许可制度。未取得酒类销售许可证的，不得销售酒类。
　　农民个人及家庭根据本条例第十二条规定生产的白酒，自销时可以不申办销售许可，但只能在所在或者邻近乡镇销售。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省酒类销售许可的监督管理工作，其所属酒类流通管理机构负责有关具体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酒类销售许可的监督管理工作。
　　酒类销售许可证有效期为4年。被许可人应当按照许可机关的要求，每年报送一次实施销售许可的情况报告。
　　酒类销售许可证由省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统一样式、统一印制。
　　第十五条　酒类生产者申办酒类销售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酒类生产企业已办理酒类生产许可证；
　　（二）白酒生产作坊已取得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备案登记的证明；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六条 酒类销售企业、个体工商户申办酒类销售许可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固定的经营场所；
　　（二）有健全的管理制度；
　　（三）有熟悉酒类知识、酒类有关规定和标准的人员；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七条　酒类生产者申办酒类销售许可的，应当向市、州人民政府或者地区行政公署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市、州人民政府或者地区行政公署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日内完成初审，并报省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审核；省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10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颁发酒类销售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酒类销售企业、个体工商户申办酒类销售许可的，应当向县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县级人民政府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完成审核，符合条件的，颁发酒类销售许可证，不符合条件的，不予批准并书面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完整地保存酒类销售被许可人的申请材料，保存期不得少于4年，并建立管理档案，定期将审批情况报上级主管部门备案，向社会公布。
　　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骗取、伪造、变造、出租、出借、买卖酒类销售许可证。
　　第二十条　酒类销售者不得向无酒类销售许可证的销售者采购、销售酒类。
　　第二十一条　酒类流通实行溯源制度。
　　酒类销售者采购酒类，应当按照规定索取酒类流通随附单；酒类销售者销售酒类，应当按照规定填写酒类流通随附单。
　　酒类流通随附单不得重复使用、转借、代开、伪造和买卖。
　　消费者购买酒类时，有权查阅随附单。
　　第二十二条　酒类销售者采购酒类时，应当查验供货方的营业执照、销售许可证、酒类经销授权文书、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并索取有关证件的复印件。
　　进口酒类应当查验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卫生证书，并索取其复印件。
　　第二十三条　销售酒类生产企业或者白酒生产作坊生产的非预包装白酒的，盛装容器应当具备密闭性，注酒口由供货方加封、出酒口单向控制。销售者应当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悬挂该非预包装白酒生产者的酒类生产许可证或者备案登记证明复印件。
　　第二十四条　酒类销售者应当建立酒类购销管理台帐，并完整保存2年，保证购销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可溯源性。
　　鼓励酒类销售者建立电子台帐。
　　第二十五条　禁止酒类销售者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并在经营场所的显著位置予以明示。
　　第二十六条　禁止酒类销售者销售下列产品：
　　（一）使用甲醇、非食用酒精及其他非食用原料生产的酒类；
　　（二）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掺杂、掺假，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酒类；
　　（三）伪造产品产地，伪造、冒用或者变造他人厂名、厂址、商标、包装、装潢及认证标志、国际标准产品标志、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名牌标志等标志的酒类；
　　（四）违法使用他人生产酒类的名称、产地、厂址、商标、包装、装潢，或者违法使用与他人生产酒类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生产酒类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他人生产的酒类；
　　（五）在标签或者标识上以直接或者间接暗示性语言、图形、符号导致消费者将购买的饮料酒或者饮料酒的某一性质与另一产品混淆的酒类；
　　（六）过期、变质的酒类；
　　（七）未加贴符合规定标准的中文标签的进口酒类；
　　（八）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其他酒类。
　　第二十七条　仓储、运输服务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不得为没有酒类销售许可证的酒类经营者提供仓储、运输服务。
　　储运酒类时应当符合食品安全管理、防火和有关安全要求。酒类应当远离高污染、高辐射物品，不得与有毒、有害、腐蚀性等物品混放。
　　第二十八条　对酒类产品质量有争议的，可以申请法定质量检验机构进行检验；涉及酒类产品真伪的，法定质量检验机构应当征求被侵权产品生产企业的意见。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九条　酒类生产、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管理部门应当依照各自职责，加强对酒类市场的监督检查，依法查处酒类生产、流通中的违法行为。
　　第三十条　酒类生产、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酒类行业监测体系，建立酒类经营者信用档案，形成有效的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并建立酒类监督举报制度，对收到的投诉、举报应当及时处理。
　　第三十一条　酒类生产、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涉嫌从事违法生产、销售酒类的场所实施现场检查；
　　（二）查阅、复制或者录制与酒类监督事项有关的材料；
　　（三）要求当事人就酒类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说明；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措施。
　　酒类生产、经营者应当接受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不得拒绝、阻挠检查。
　　酒类生产、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对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证据，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以进行登记保存，登记保存期不得超过7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酒类商标、专利、地理标志等知识产权的保护，依法查处侵犯酒类企业知识产权行为，保护酒类企业合法权益。
　　鼓励酒类生产、流通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在自愿基础上成立行业组织，酒类行业组织应当建立和完善行业自律制度，发挥咨询、服务作用。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限期办理相关备案手续；逾期仍未备案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生产的酒类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处以违法生产酒类产品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生产的酒类产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处以违法生产酒类产品价值5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负责备案登记的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可以取消其备案登记。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立即停止销售，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酒类销售者向无酒类销售许可证的销售者采购酒类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采购行为，处以3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并由原发证机关吊销酒类销售许可证；酒类销售者向无酒类销售许可证的销售者销售酒类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行为，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责令停止销售，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责令停止销售，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酒类销售者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可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警告后再次违反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酒类销售者未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明示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类的，由县级以上商务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商务、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由县级以上卫生、公安消防行政主管部门依照职责，予以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的，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三条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酒类监督管理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尚未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四条　本条例所称白酒生产作坊是指本条例施行前已经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食品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但尚未取得酒类生产许可证的白酒生产企业。
　　第四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0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