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财务管理规定
财政部


根据1997年9月8日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公布废止和失效的财政规章目录(第六批)废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对外商投资企业财务工作的管理和监督，保护国家、企业和投资人的利益，根据国家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依照中国法律批准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以下简称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
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活动，遵守中国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并接受财政机关的检查和监督。
第三条 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工作由财政部统一管理。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以下简称主管财政机关）具体管理本地区所属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工作。
中央企业主管部门依法对其所属企业举办的外商投资企业的财务工作进行指导、帮助和监督。
第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办理工商登记后30天内，向主管财政机关提交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合同、章程等文件的复制件。
企业生产经营期间，投资人增资、转让投资权益或者改变合作条件的，在依法办理变更手续后30天内，向主管财政机关提交变更文件的复制件。

第二章 财务会计机构、人员和制度
第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当在中国境内企业所在地设置财务会计机构。规模较小，设置财务会计机构确有困难的，可以不设，但须报知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
企业应当配备合格的财务会计人员，依法办理财务会计工作。财会人员因故离职时，须办妥交接手续，不得中断财务会计工作。
企业财务会计机构的具体设置，由董事会（或联合管理机构，下同）依照健全、有效的原则确定。
企业根据实际需要，设置总会计师。总会计师协助企业负责人领导企业的财务会计工作。
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结合企业具体情况，制定本企业的财务制度，包括财务收支、财产管理、成本费用管理、开支标准与审批程序、外币资金管理以及内部控制、稽核等项制度。
企业的财务制度，在投产营业前报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筹建时间在一年以上的企业，应先制定适用于筹建期间的财务制度，并在取得营业执照后三个月内，报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按财政部规定的格式、内容和时限，定期向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当地税务机关报送财务会计报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其中年度报表和清算报表应附有中国注册会计师的查帐报告。
企业的财务会计报表和附送的查帐报告与财政部规定要求不符的，须重新编报。

第三章 资本的管理
第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应督促投资人按国家法律和合同、章程的规定，如期缴清出资额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做好资产的评估与验收，确保企业生产经营的资金需要。投资人在资本投入中违约的，应依法承担责任。
投资人可以现金、实物或无形资产出资或提供合作条件。外国投资人以现金出资或提供合作条件的，应是外汇；但其从中国境内举办的其它外商投资企业分得的人民币利润也可作为资本出资或合作条件。
投资人以实物、无形资产出资或提供合作条件的，须出具拥有资产所有权和处置权的证明，或者依法出具其它有效证明。投资人不得以租赁的资产或者已设立担保物权的资产进行投资。
对于应当作价的出资或合作条件，投资人须依法进行资产的作价。外资企业无形资产的作价金额不得超过其注册资本额的20％。
合营企业投资人的出资比例，按合同约定时的国家外汇牌价或企业初次收到出资时的国家外汇牌价折算确定后，不因汇率的改变而改变。
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收到投资人的出资或提供的合作条件后，须聘请中国注册会计师进行验资，并出具验资报告。验资工作在出资或提供合作条件后60天内完成。


企业在验资工作完成后10天内，应将验资报告报送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验资报告失实的，应重新验资。
第十条 合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经营期内，投资人不得以任何名义和方式抽回其注册资本。合作企业在合同中约定合作期满时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投资人所有的，可以在合作企业合同中约定外国投资人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但须按有关法律的规定和合同的约定，对
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合作企业合同约定外国投资人在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的，须报经主管财政税务机关批准。
第十一条 企业的资本公积包括：投资人缴付的出资额大于注册资本的差额；因有关资产帐户与实收资本帐户所采用的折合汇率不同而产生的折合记帐本位币差额；接受捐赠的收入等。
资本公积可用于：企业发生特大亏损，以前年度未分配利润和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不足抵补时，经董事会决议，用于弥补亏损；根据董事会决议，在按规定办理增资手续后，用于增资等。

第四章 资产的管理
第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流动资产，包括现金、银行存款、短期有价证券、应收和预付款项以及存货等。
企业的现金应专人保管，不得坐支；银行存款应以企业的名义存入开户银行；预付款项和应收款项应按合同或协议的规定办理及回收。
各项外币资金的收付及存放应遵守国家外汇管理的有关规定。外币与记帐本位币之间的折算，按财政部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存货是指库存的、加工中的和在途的各种商品、原材料、燃料、包装物、低值易耗品、在产品、自制半成品、产成品等。存货须正确分类、合理计价、妥善保管，完善收发领退手续和定期盘点制度。
企业的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
购入的存货，以买价加运输、装卸、保险等费用，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和缴纳的税金作为实际成本。其中商业和服务业企业购入的商品以买价和缴纳的税金作为实际成本。
自制、自产或者自行开采的存货，以制造、生产或者开采过程中的各项实际支出作为实际成本。
委托外单位加工完成的存货，以实际耗用的原材料或者半成品成本加加工、运输、装卸和保险等费用以及缴纳的税金作为实际成本。其中商业和服务业企业委托外单位加工的商品，以加工前商品的进货原价、加工费用等和缴纳的税金作为实际成本。
接受捐赠的存货，按照发票帐单所列金额加企业负担的运输、保险、缴纳的税金等计价；无发票帐单的，参照同类实物的市场价格计价。
采用计划成本核算的企业，应计算存货的计划成本与实际成本的差异。
第十四条 企业发出或领用商品、自制半成品、原材料、产成品，以及领用低值易耗品、包装物等，应采用财政部规定的核算方法计算其实际成本或进行摊销。
企业存货的帐面价值与可变现净值背离较大，需要调整帐面价值的，经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核准，可以进行调整。
第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以实物或无形资产向其它单位投资的，须对投出的资产重新进行估价。估价金额与帐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属于短期投资的，作为当期损益；属于长期投资的，作为递延投资损益，在投资期内逐年平均转销。
企业以债券投资的，按实际支付的款项计价。
企业以股票投资的，按实际支付的款项或者按用于投资的实物、无形资产的重估金额加经纪人的佣金等有关费用计价。
企业向其它单位投资实际收回的股利或利息收入和到期收回或中途转让、售出时的实收款项，与投出时的帐面成本和应收股利或应计利息之间的差额，作为投资损益。
外商投资企业拨付独立核算、不单独纳税的附属企业的资产，按实际拨付的金额或者实物、无形资产的帐面价值计价。
第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包括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的房屋、建筑物、机器、机械、运输工具和其它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器具、工具等。不属于生产经营主要设备的物品，单位价值在2000元以上，且使用期限超过两年的，也应作为固定资产。
第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以原价计价。本规定所称固定资产原价分别是指：
作为资本或合作条件投入的固定资产，为合同、协议约定的合理价格，或者参照市场价格估定的价格加使用前发生的有关费用。其中投资人以设备投入企业的，在确定原价时，应提供设备制造商开具的原始发票。
购入的固定资产，为买价加运输、装卸、安装、保险等费用和缴纳的税金。
自制、自建的固定资产，为制造、建造过程中的实际支出。
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为合同规定的价款加由企业负担的运输、装卸、安装、保险等费用和缴纳的税金。
接受捐赠的固定资产，为发票帐单或资产验收清单所列金额加由企业负担的运输、装卸、安装、保险等费用和缴纳的税金。如系旧的固定资产，应按其新旧程度估计累计折旧。
盘盈的固定资产，为重置完全价值，并按新旧程度估计累计折旧。
因技术革新、技术改造而增加价值的固定资产，按所发生的有关支出增加固定资产原价。
第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一般采用直线法或者工作量法，从固定资产投入使用月份的次月起，按月计算；停止使用的固定资产，自停用月份的次月起，停止计算折旧。需要采用其它折旧方法或者改变现有折旧方法的，须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第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的应计折旧额一般按其原价和分类折旧率计算。
固定资产的折旧率按其原值、估计残值和折旧年限计算确定。估计残值应不低于原价的10％；如需低于10％的，应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企业的固定资产按以下分类和年限分别计算折旧：
（一）房屋、建筑物，不短于20年；
（二）火车、轮船、机器、机械和其它生产设备，不短于10年；
（三）电子设备和火车、轮船以外的运输工具，以及与生产、经营业务有关的器具、工具、家具等，不短于5年。
企业经营期限或企业取得已经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其尚可使用的年限短于上述规定折旧年限的，经审核批准后，可分别按生产经营期限或尚可使用年限确定固定资产折旧年限。
第二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因扩充、更新、翻新和技术改造增加价值而调整原价的固定资产，按调整后的原价和估计残值、已提折旧和尚可使用年限计算折旧。
企业以融资租赁方式租入的固定资产以及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出的固定资产，应计提折旧。房屋、建筑物以外长期闲置未用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提足后，仍可继续使用的，不再计提；提前报废的，不补提折旧。
第二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在工程购建前，应认真编制工程预算，合理购置所需设备物资，正确核算工程成本，努力节约工程支出，及时办理竣工决算。
自营工程的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工资、直接机械施工费以及所分摊的工程管理费等。
出包工程成本包括交付的工程价款和所分摊的工程管理费等。
设备安装工程，按所安装设备的原价、工程安装费用、工程试运转支出，以及所分摊的工程管理费等作为成本。
第二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无形资产包括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海域）使用权、经营特许权、著作权等。
投资人作为资本或合作条件投入的无形资产，按合同、协议或企业申请书的约定，以及由企业负担的有关费用作为原价。
购入的无形资产，按实际支付的款项作为原价。
自行开发的无形资产，按开发过程中发生的实际支出作为原价。
接受捐赠的无形资产，按所附单据或参照市场同类无形资产价格进行合理估价。
上述无形资产在计价时，须备有相关详细资料，包括所有权证书的复制件，作价的计算根据和标准等，其中专有技术、经营特许权和商誉的计价，应经有权认证的机构或中国注册会计师评估确认。
第二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无形资产应当自企业开始受益起，按照合同、协议或者企业申请书规定的期限分期平均摊销。没有规定期限的，按照预计的受益期分期平均摊销。受益期无法确定的，按照不少于10年的期限分期平均摊销。
第二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其它资产包括开办费、筹建期间的汇兑损失等，自投产营业起分期平均摊销，摊销期限不得短于5年。
从事开发经营成片土地业务的企业，其支付的土地出让金按所在地政府批准的土地使用权出让年限分期平均摊销。如企业因经营期限短于出让年限，需要缩短摊销期限的，须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
企业发生的其它递延支出，按预计的受益期分期平均摊销；受益期无法确定的，按不短于10年的期限分期平均摊销。

第五章 成本、费用的管理
第二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支出，应按规定计入成本、费用。
企业成本、费用的开支范围，制造业企业为直接材料、直接工资、制造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商业企业为进货原价、进货费用、销货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服务业企业为业务支出、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
企业发生的下列支出或损失不得列入成本、费用：
（一）为取得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它资产而发生的资本支出；
（二）资本的利息；
（三）高于一般商业借款利率的利息；
（四）支付给总机构的特许权使用费；
（五）在中国境内工作的职工的境外社会保险费；
（六）向其它单位的投资和向其关联企业支付的管理费；
（七）超过本规定第三十条和第三十二条规定标准的坏帐准备和交际应酬费。
（八）被没收财物的损失以及应在税后利润中支付的各项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罚息和罚款；
（九）应在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中开支的支出；
（十）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以外的收费；
（十一）与生产、经营业务无关的其它支出。
第二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为取得经营业务收入而发生的销售（货）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不计入生产（营业）成本，应单独核算，作为期间费用，从销售（营业）利润中直接扣除。
销售（货）费用包括在销售产（商）品或者提供劳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应由企业负担的运输费、装卸费、包装费、保险费、差旅费、佣金、广告费，以及专设的销售机构的人员工资和其它经费等。
管理费用包括公司经费（人员工资和其它经费）、工会经费、董事会费、交际应酬费、税金（包括城市房地产税和车船使用牌照税等）、职工培训费、研究发展费、场地（海域）使用费、技术转让费、无形资产及其它资产摊销，以及商品在保管储运过程中所发生的费用等。
财务费用包括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失（减汇兑收益）、金融机构手续费及其它因筹集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第二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计入成本、费用的工资性支出的水平，由董事会依据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劳动管理的规定，结合企业经济效益状况，遵循按劳分配、同工同酬的原则确定。
第二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下列支出从成本、费用中列支：
（一）参照国营企业的标准，提取的本企业中方职工在职期间的保险福利费用；
（二）按企业所在地政府规定的标准，提取的中方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待业保险基金；
（三）按主管财政机关和劳动部门核定的标准，提取的国家对中方职工的住房、物价等项补贴。
保险福利费用留在本企业，用于职工在职期间的医疗、保险及有关福利费用。
中方职工退休养老基金和待业保险基金，交由负责企业中方职工退休和待业保险的机构管理，专门用于中方职工的劳动保险，不得挪作他用。
住房补贴留给企业，作为中方职工住房补助基金，用于补贴修建、购置中方职工住房。物价等项补贴由企业上交当地财政机关。
第二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发生的利息支出，应按同类业务的正常利率确定。
（一）为取得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发生的利息支出，在资产交付使用或办理竣工决算前，计入资产的成本；
（二）筹建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计入开办费；
（三）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利息支出，作为财务费用。
在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下列差额，作为利息支出或收入，按以下原则处理：
（一）贴现应收票据时，实得款额与票据面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费用；
（二）贴现应付票据时，实得款额与票据面值之间的差额，在票据到期偿付时计入有关费用；
（三）发行债券实际取得的收入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额，在债券到期前分期平均摊销；
（四）以债券进行投资，实际支付的款项与债券面值之间的差额，在债券到期前分期平均摊销。
第三十条 从事信贷、租赁等业务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依法履行报批手续后，可于年度终了，按照应收帐款、应收票据等应收款项或者放款的年末余额（不包括银行间拆借），计提不超过3％的坏帐准备。
企业实际发生的坏帐损失，超过上一年度计提的坏帐准备部分，列入当期的管理费用；少于上一年度计提的坏帐准备部分，从当期管理费用中扣除；收回已经确认的坏帐冲减当期管理费用。
前款所称坏帐损失是指应收款项由于债务人破产，在以其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或因债务人死亡，其遗产不够清偿，又无义务承担人，确实无法追还；或因债务人逾期未履行偿债义务，已超过两年，仍然无法收回造成的债权损失。
第三十一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在维修过程中实际发生的支出，列入当期成本费用。其中金额较大的支出作为待摊费用，分期摊销。
企业使用场地，须按所在地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缴纳场地使用费，列入当期的费用。企业使用海域，应按国家规定，向主管财政机关或其委托的部门缴纳海域使用费，并进行摊销。
企业使用的场地（海域）如由中方投资人以场地（海域）使用权作为投资或合作条件的，其价值按本规定第二十三条分期摊入成本费用。
第三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从成本费用中列支的与生产经营有关的交际应酬费，不得高于以下限额：
（一）工业制造、种植、养殖、商业等企业，全年销售（货）净额在1500万元以下的，按不超过销售（货）净额的5‰提取；全年销售（货）净额超过15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该部分销售（货）净额的3‰提取。
（二）旅游、饮食、运输、建筑、安装、设计、咨询、金融、租赁企业和其它服务性企业，全年业务收入总额在500万元以下的，按不超过业务收入总额的10‰提取；全年业务收入总额超过500万元的部分，按不超过该部分业务收入总额的5‰提取。
跨行业经营的企业，应分别按其销售（货）净额或业务收入计算交际应酬费列支限额；如收入难以分清的，可按其主要经营项目的所属行业确定。
第三十三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差旅费、误餐补助费、董事会费等项费用的标准和管理办法，由董事会作出合理的规定，报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外商投资企业每月按本企业职工实际工资总额的2％拨交工会经费，在成本费用中列支。工会经费由本企业工会按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有关规定管理和使用。
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按合同、协议收受的回扣（佣金），增加经营业务收入或冲减有关成本费用；按合同、协议支付的回扣（佣金），增加有关成本费用。
第三十四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资产发生盘盈、盘亏、报废、毁损等，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盘亏或毁损的存货，在扣除过失人或保险公司等的赔款和残料价值后，计入有关费用，其中属于非常原因造成的净损失，列入营业外支出。盘盈的存货按同类存货的实际成本相应冲减有关费用。
（二）盘亏或毁损的固定资产，按原价扣除累计折旧和过失人或保险公司等赔款后的净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盘盈的固定资产，按原价扣除累计折旧后的净收益，计入营业外收入。因报废、变卖等原因而发生的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计入营业外收入或营业外支出。
（三）企业在工程施工中发生的固定资产盘盈或盘亏，以及固定资产清理净损益，计入有关工程成本。
（四）在建工程发生的报废、毁损，在扣除残料价值和过失人或保险公司等赔款后的净损失，计入继续施工的工程成本；对于非常原因造成的报废、毁损，其净损失在筹建期间计入开办费，在投产营业后计入营业外支出。

第六章 收入、利润及其分配的管理
第三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经营业务收入的实现一般为：产品或者商品已经发出，工程已经交付，服务或者劳务已经提供，价款已经收讫或者已经取得收取价款的权利。


企业下列经营业务收入可以分期确定：
（一）以分期收款方式销售产品或者商品的，可按交付产品或者商品开出发货票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也可按合同约定的购买人应付价款的日期确定收入的实现。
（二）建筑、安装、装配工程和提供劳务，以及为其它单位加工、制造大型机械设备、船舶等，持续时间在一年以上的，按完工进度或者完成的工作量确定收入的实现。
合作企业采取产品分成方式的，投资人分得产品时，即为取得收入，其收入额按卖给第三方的销售价格或者参照当时的市场价格计算。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产品（商品）的销售价格，除合同、章程另有规定者外，凡不由企业直接销售的，按产品（商品）的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等方法确定。
第三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利润包括营业利润和营业外收支净额。
营业利润为基本业务利润减去销售（货）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加上其他业务利润的净额。
营业外收入包括：投资收益、处理固定资产收益、固定资产盘盈等。营业外支出包括：投资损失、处理固定资产损失、固定资产盘亏、非常损失等。
企业利润一般应当按月计算。不能按月计算利润的，在报经主管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同意后，按季或按年计算。
第三十七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所得利润依法缴纳所得税。
缴纳所得税后的利润按下列顺序分配：
（一）支付各项赔偿金、违约金、滞纳金、罚息、罚款；
（二）弥补企业以前年度亏损；
（三）提取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四）向投资人分配利润。
外商投资企业的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和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的提取比例由董事会确定。其中，外资企业可不提取企业发展基金，其储备基金提取比例不得低于税后利润的10％，当提取金额达到注册资本的50％时，可不再提取。
外商投资企业的储备基金，主要用于垫补企业的亏损。企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扩大生产经营，经原审批机构批准，也可转作投资人增资。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用于职工非经常性奖励，补贴购建和修缮职工住房等集体福利。
第三十八条 外商投资企业的税后利润在按本规定第三十七条（一）、（二）、（三）款分配后的剩余部分，为可供分配的利润，按以下原则向投资人分配：
合营企业按照投资人的实际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合作企业按照合同的约定进行分配；
外资企业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分配。
投资人在出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中违约，且尚未依照国家有关出资管理的规定纠正并承担违约责任的，不得参与利润的分配。
企业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可并入本年度的可供分配利润进行分配。
企业一般不得预分利润，但对效益较好，无到期债务，按规定预缴所得税后仍有较多利润的，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可预分一部分利润。
第三十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以现金分配利润时，除合同、章程另有规定者外，原则上按企业经营所得的货币进行分配。投资人分得的人民币利润如需调剂成外币的，其汇兑损失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外国投资人分得的利润，可依法汇出，也可用于在中国的再投资。中国投资人分得的利润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七章 清算期间的管理
第四十条 外商投资企业因经营期届满等原因依法终止进行清算时，董事会应提出清算程序、原则和清算委员会人选。清算委员会应对企业的财产、债权、债务进行全面清理，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目录，提出财产作价和计算依据，制定清算方案，提请董事会通过后执行，并报主管财
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备案。
第四十一条 清算财产的作价一般以帐面净值为依据，也可以重估价值或者变现收入等为依据。
企业在清算完结前，除拨付清算所必需的费用外，不得以任何方式处置企业财产。
企业结余的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中方职工住房补助基金和用这两项基金购置的各项财产、设施，不作为企业的财产进行清算。
第四十二条 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债务的清偿顺序为：
（一）企业应支付的职工工资及保险福利费用等；
（二）企业应缴国家的税金以及其它款项；
（三）企业尚未偿付的有担保债务；
（四）企业尚未偿付的其它债务。
在同一顺序内不足清偿的，按比例清偿。
第四十三条 企业在清算中所发生的财产盘盈或盘亏、财产重估收益或损失、财产变现收益或损失以及无法归还的债务或无法收回的债权和在清算期间继续经营的损益等，作为清算收益或损失。
清算终了，企业的资产净额或剩余财产超过实收资本与储备基金、企业发展基金、资本公积及未分配利润之和的部分，视同利润，依法缴纳所得税。缴纳所得税后的剩余财产，按照本规定第三十八条的原则进行分配。
清算工作结束后，企业的清算方案、档案和有关财务会计资料，由原中方投资人或原企业主管部门保存，并将其清单抄送原主管财政机关。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主管财政机关和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有权对外商投资企业执行本规定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反本规定的，除限期纠正外，给予书面警告，或者予以通报。
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须持有财政部签发的检查证件，并负责对企业提供的资料保密。
第四十五条 外商投资企业未按规定期限缴纳场地（海域）使用费或国家对中方职工的物价等项补贴的，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之日起，按日加收所滞纳金额2‰的滞纳金。
企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限期纠正外，给予5000元人民币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提交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合同、章程等文件以及变动注册资本文件复制件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验资手续的；
（三）未按规定报送企业财务会计制度、报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的；
（四）违反成本费用开支范围，随意摊提成本费用，弄虚作假的；
（五）未按规定缴纳场地（海域）使用费和国家物价等补贴滞纳金的；
（六）未经主管财政机关批准，擅自预分利润的；
（七）其它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情节比较严重的。
第四十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向上一级财政机关或中央企业主管部门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15日内，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负责解释。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和中央企业主管部门根据本规定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财务管理规定》同时废止。



1992年6月24日
从权利的角度谈刑事诉讼主体的地位

王春峰springlord@yeah.net


绪 言

刑事诉讼程序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刑事诉讼程序从立案、侦查阶段开始直至生效裁判被执行，狭义的刑事诉讼程序仅指审判阶段 。本文仅以狭义的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公诉案件为典型讨论刑事诉讼各主体的地位。
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主体包括控辩审三方，控方是指检察官和被害人，辩方包括被告人和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辩护人，审判方是法官，还包括参与审判的陪审员。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地位问题，实际上就是各主体相对地位高低的问题。这是一个在理论上有一致认识的问题，那就是刑事诉讼中各主体地位应当平等。但是在实践中也同样有一致的认识，那就是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地位不平等。
对于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我国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尽管在立法上没有哪一部法律法规公开宣称各个刑事诉讼主体在地位上存在差别，但在实践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差别是显而易见的。我国在刑事诉讼庭审中的位置设置就是刑事诉讼各个主体地位不平等最直观的体现：法官居中坐在高出其他人之上的审判台上，前面检察官和律师左右相对而坐，再往前正对着法官并且位置通常要低一些的是被告席，被告在庭审中往往也不能像其他人一样坐着，而是被要求站着参加诉讼。这种对被告的歧视性设置被称之为“接受人民的审判”。
刑事诉讼中主体的地位是由刑事诉讼的目的决定的。我国的主流观点认为，刑事诉讼有双重目的，即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打击犯罪是首要的目的 。国外刑事诉讼理论中将刑事诉讼划分为两种主要的模式：犯罪控制模式和正当程序模式，这两种不同的诉讼模式所要实现的也主要是这两个目的，只是前者侧重于打击犯罪，后者侧重于保护人权 。在以打击犯罪为首要目的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国家权力的行使是被优先考虑的，被告人相对于行使国家权力的起诉机关与审判机关处于弱势地位。在以保护人权为首要目的的刑事诉讼程序中，被告人的平等主体地位才能够得到保障。
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带有强烈的权力本位意识，对程序的设置处处体现着权力的要求，而很少出于对公民权利的考虑，这在刑事诉讼中各个主体的地位关系上有着明显的反映。在刑事诉讼各主体地位的比较中，被告人的地位是最低的一方，被害人也主要是作为检察官的证人出现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也就是说，作为纠纷双方当事人的被告人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是最不受重视的，辩护人的地位与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检察官拥有不恰当的强势地位，对被告人拥有居高临下的优势。法官由于拥有控制刑事诉讼进程、决定刑事诉讼结果的权力，一向被视为刑事诉讼的中心，当然作为裁判者的法官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地位优势更是不容质疑的。刑事诉讼中的这种地位差别是权力本位思想的反映，体现着立法和司法实践对公民权利的漠视，这种不平等设置是与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体制不相符的。
现代民主社会，权利本位的思想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一个公正的司法程序所能起到的作用就在于保护公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公正的司法程序充溢着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精神，公正的司法程序符合限制国家权力的精神” ，维护公民权利是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从维护公民权利出发才能塑造出一个公正的刑事诉讼程序。提高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地位尤其是被告人的地位是保障公民权利的要求，是人民主权的要求，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为民所用的要求。提高辩护人的地位，是保护被告人权利、有效约束国家权力的重要环节。本文拟从保障公民权利的角度，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角度入手分析刑事诉讼中各主体的地位。本文按照刑事诉讼中控辩审三方格局分别论述，由于审判权和检察权并不属于法官和检察官个体所享有，所以对法官和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论述要从法院和检察院入手。






第1章 辩方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刑事诉讼中的辩方包括被告人和辩护人，被告人是辩方的主要组成部分，辩护人起着弥补被告人的不足、帮助被告人保护自己权利的作用。刑事诉讼程序是以对被告人定罪量刑为核心进行的，被告人毫无疑问应当是刑事诉讼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性相对应的却是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最低的一方，其辩护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往往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还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在诉讼中没有保障自己获得公正对待的必要权利，只是作为诉讼中的“客体”任由法官处理，“在十九世纪控诉式程序被欧洲大陆国家普遍采行后，被告人在程序法才开始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成为一种诉讼主体。” 。可以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反映着刑事诉讼制度发展的程度，反映着一个国家民主发展的程度。对维护刑事诉讼被告人的平等地位的重视程度，则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民主意识的发展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刑事诉讼的发展史实际就是被告人人权保障不断得到加强的历史，也是被告人诉讼主体地位不断提高的历史”。

1.1 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是刑事诉讼主体地位问题的核心。我国刑事诉讼主体地位是一个偏离正确方向的体系，被告人的地位则是这个体系中偏离正确方向最远的部分。实现刑事诉讼中各主体地位平等主要是要纠正被告人地位的偏差，提高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的平衡，为实现刑事诉讼的公正奠定基础。

1.1.1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弱势的根源

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地位处于弱势的根源在于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是在权力的驱动下运行的，公民权利在刑事诉讼中只是权力运行的客体，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也只是司法的客体，他的地位是无法同作为司法权力的行使者的检察官和法官平等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规定了当事人地位平等 ，而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关规定，实际上在刑事诉讼中只承认公民之间的平等，但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官与被告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
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可以看出，立法者是从国家机关的角度、从权力行使者的角度来制定规则的。在立法中赋予了国家机关充分的权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及刑事案件的被害人着墨甚少，而且多是义务性的规定。更重要的是，对国家机关的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和制裁机制，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规定较少或者即使有规定也缺乏有效的贯彻和保障机制。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多是以便于行使权力（包括侦查、起诉、审判权）为目的制定的，以《刑事诉讼法》中对强制措施的规定为例，《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规定“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第七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各自决定逮捕的人，公安机关对于经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的人，都必须在逮捕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逮捕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第七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如果发现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或者变更……”。这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保障只是一种书面上的表示，在实践中缺乏有效的操作机制，法院以及检察院是否按照规定来做，主动权在于他们自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是不可能据以主张权利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更多地考虑了司法机关工作的便利性，相应的忽视了对权力行使对象的保护。虽然新刑事诉讼法较之以前强调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但从实际效果上看，距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近五年来看，新文本所增设的权利符号基本上沦落成了没有具体指涉对象的自我指涉的符号,刑事司法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惯习" 所驱使，它依然未摆脱打击犯罪的工具面相：在侦查阶段律师仍然很难介入诉讼；刑讯逼供、久押不决、超期羁押的情况仍然存在；庭审走过场的现象也未见有多大改观；非常规化的"严打"活动仍在根据形势的需要被反复发动；甚至像公开审判这样的现代司法原则，本来是用来监督权力的正当行使，也被置换为用来展示犯罪、威慑犯罪……” 。仍以对强制措施的规定为例，对司法机关行使权力的限制性规定、采取强制措施的标准基本上是由司法机关自己掌握的，缺乏明确的客观性标准，并且对错误采取强制措施的制裁没有明确规定。
对刑事诉讼的被告人歧视以及对犯罪实施惩罚是对保护人权目的的逾越，是走到真理另一面的谬误。国家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可以为所欲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在公民面前高高在上，是中国的司法制度在立场上的错误，它违背了人民主权的原则，违背了国家权力为公民权利服务的社会主义性质。从维护公民权利出发，在刑事诉讼中国家权力不能任意侵犯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不能为了司法权行使的便利对被告人、犯罪嫌疑人滥施刑罚。在刑事诉讼中对强制措施的运用只能以必要性为原则，可以不施行就不应施行，可以用监视居住就不应适用羁押。事实上，绝大多数案件都没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而我国在羁押中存在的限制被羁押者与其亲属、律师会面的措施更没有存在的必要，是对公民权利的粗暴践踏。人民民主要求所有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要求任何人不能拥有剥夺、限制他人权利的权力，而只有出于前述目的才可以对具有侵害性的社会成员施以必要的限制措施。但这一限制决不能成为实施惩罚性措施的理由。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目的只能是保护人权，而不能是惩罚犯罪。超过必要限度的强制措施是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是国家对公民实施的犯罪。
作为法治高度发达的美国，其司法制度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借鉴。美国司法中正当程序的原则 都可以视为是为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而设置的，可以看出美国的司法制度对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权利的重视。正当程序并不只是为了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为什么美国要把正当程序的七个原则都放在保护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上面？这是因为虽然正当程序要同时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和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但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是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一般情况下，能做到保障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利益，也就达到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再看看美国宪法，在如此精简的内容之中居然有多条是为保障被告人的利益而制定的，用如此大的篇幅足可体现美国人对维护被告人权利的重视。另一方面，再看看美国宪法中对国家权力的规定，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权力的限制，表现出立法者对人民可能重新被权力奴役的担心。从立场上看，这样的立法是从保护公民权利出发的，立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保护民众的权利。这篇宪法真正体现了美国普通民众的意愿，代表了绝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也真正起到了维护民主，限制国家权力在民众的意志下运转的作用，因此在它制定二百多年后，一直保持着美国的最高权威，没有发生重大的改变。

1.1.2 限制强制措施的适用，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平等地位

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也从便利司法机关工作出发，要求限制国家权力行使的任意性，严格控制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限制，尽可能少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尽量不使用剥夺自由的手段。对于被剥夺了自由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应当尽可能方便其与家人、律师会面，这种在侦察起诉机关完全控制下的会面也不会对侦察起诉工作带来多大的危害。实践中绝大多数剥夺自由的强制措施是没有必要采取的，之所以采取这些措施，更多的是出于侦查起诉机关方便工作的要求或者只是为了表现司法权力在公民权利面前的“威严”。
刑事诉讼制度没有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利提供充分保障。在未决羁押措施的实施上没有确立“合目的性原则”，无法使未决羁押措施的运用体现保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时到案接受侦察和审判的本来意图，未决羁押措施与受追诉的过程相伴随是明显的例证；没有确立“必要性原则”，没有将未决羁押在强制措施的选择上作为最后的、不得不适用的特殊手段，使其成为一般措施，而非羁押性措施的运用反而成了例外；没有确立“相适应原则”，没有使强制措施的严厉程度、未决羁押的期限与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涉嫌犯罪的严重程度成比例关系，比如对最终判一年有期徒刑和判死刑的在适用的法定羁押期限上不存在明显区别；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侦察行为法定原则，从而无法对那些可导致公民权利遭到限制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没有确立司法审查原则，使得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措施的合法性无法接受法院的听证审查和最终授权；刑事诉讼法对于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察行为的实施确立了极为宽泛的理由，使得侦察人员完全可以为了侦察的需要和方便而限制公民的各种权利；刑事诉讼法对于那些任意侵犯宪法所确立的人身权利的侦察行为，几乎没有确立任何有效的程序性制裁机制。 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没有确立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充分措施，但刑事诉讼法隐含着、并在司法实践中充分体现着另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便利权力行使原则”！如果说在立法上对此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则赤裸裸得体现着权力对权利的压倒性优势。
对被告人强制措施的滥用，最直接地体现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蔑视，

1.1.3 国家机关与公民的关系

在理论上，对于所有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已经是没有疑义的了，对于各种非官方的组织、团体与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地位也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对于有官方色彩或者说是“代表国家”的国家机关与个人、非政府组织的地位却在有意无意中有不平等的看法和对待。这种不平等大抵都是根源于这样的思想：国家机关代表着国家，而国家作为一个集合概念，地位高于一切个体。这种观念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国家机关只是在代表政府行使权力，说它代表“国家”，是一种大而虚的表述。政府作为由社会上一个个单独的社会成员个体共同通过选举等形式建立起来的组织，其存在的价值只是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为个体享有权利营造良好的环境和秩序。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是服务关系有人还认为虚伪的话，那么对于社会主义社会，政府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应该不会有人有不同意见。我们还有一种说法叫“人民公仆”，这通常指的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不过用来指国家机关也是恰当的。由人民公仆组织起来的国家机关，不过是一个公仆的集合体，总不能变成老爷吧！那么作为公仆的国家机关在法律上的地位高于作为主人的公民个体显然是不合适的。
其次，国家并不是一个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同等的实体概念，它与个体这一概念相比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为它并不存在独立于个体之外的自身的利益，它的所谓利益是所有个体共同利益的泛化。因此，国家也不存在独立于个体的地位，它的地位取决于所有个体的集合与单个个体地位的关系。也就是集体和个体的关系。在我们的观念中，历来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然而正是这种观念弱化甚至虚无了个体利益，导致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经济建设的挫折。漠视甚至敌视个体利益挫伤了个体的积极性，从而同时损害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发展。从经济上来讲，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有着同等的重要性、并不存在孰轻孰重之分，两种利益之间只有数量上的差异，而没有性质上的差别，集体的一万元和个体的一万元没有高低之分，集体的一万元要低于个体的二万元。在政治权利上，集体和个体的权利更不存在高低之分，我们可以按照多数人的意志处理国家事务，但是不能以多数人的意志损害少数人的权利。
关于国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随着阶级斗争的产生而产生，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列宁说“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 。《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法学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宪法学大纲载“任何类型国家的实质都是一定的阶级专政”。 “国家，既是从社会产生并与社会日益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现阶级统治的机关，又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所以国家既执行着阶级统治的职能，又执行着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这种执行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我们叫它社会公共职能。因此，作为国家意志、国家命令的法，也必然执行着这样两种职能，即阶级统治职能和社会公共职能” 。
既然国家是行使统治职能的机关，是“从社会产生并与社会日益脱离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实现阶级统治的机关，又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那么，国家机关的地位高于社会个体是不是理所当然的呢？是不是应该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呢？从实现阶级统治的功能来看，国家相对于被统治阶级显然应当是高高在上的。另一方面，国家相对于统治阶级，则显然并不存在国家机关高于统治阶级的成员这样的结论，国家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机关，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机关。国家或者国家机关的地位高于被统治阶级这一论点实际上是由统治阶级的地位高于被统治阶级这一出发点发展而来的结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划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这样一个问题。
在存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国家或者司法机关与公民个人地位不平等是合理合法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不平等则不应继续存在。社会主义社会与前几种社会类型的根本不同在于实现了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统治，而绝大多数人的统治则使阶级对立不再成为赤裸裸的暴力压迫，使全民民主成为可能和必然，也使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从统治和被统治转变为服务关系。麦克塔格特甚至说：“个人才是目的，社会不过是手段”，国家“只有作为一种手段才有价值可言”，如果赋与国家终极价值，那就是“偶像崇拜”、“就像崇拜一根下水管道一样”。 在社会主义的政治基础之上，国家机关与公民之间当然应当是一种平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