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文明城市要全面提高公民综合素质

崔照铭


创建文明城市，是国务院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提高城市层面、吸引外来投资而举行的一次全国范围的创建活动。文明城市的创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是招商引资的良好载体，我国政府审时度势，着眼长远，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作出了创建文明城市的决定，是非常正确及时的，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创建文明城市，不在于发几个文件，不在于开几个会，也不在于喊几个口号，而在于社会全方位文明程度的提高。只有全社会动员起来，每个城市的市民群众都自觉地投身到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中，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每一个普通赏党员、群众，都经营着自己那文明的窗口，文明城市才会名副其实。具体到一个部门来说，执法部门要文明执法，热情服务；服务部门要周到细心，热情大方；商家要诚信经营，劳动致富；管理部门要严格管理，服务到位，不设障碍；教育部门要教育学生文明礼貌，诚实做人；每个市民对待外来人员要热情大方有问必答等等，这些看似都是小事，但却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文明水平。因此政府部门应该把创建文明城市作为大事来抓，不能光喊口号，要做扎扎实实地工作。首先是机关党员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倡导文明用语，不说脏话，爱护公物，做文明城市创建的模范。其次是教育部门要切实抓好中小学生的德育教育，让中学生从小接受文明的熏陶；第三是出租车行业要规范，倡导文明服务，守法出租。因为出租车行业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监测线，有关部门应抓好这方面的教育。第四商家要诚信经营，文明经营，守法经营，不欺骗，不欺诈。第五是工厂、企业要搞好安全生产，严格遵守各项安全操作规程，确保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和企业财产安全。第六是做父母的要率先垂范，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的作用至关重要，当父母在花园折一朵花，孩子就有可能以后折一百朵甚至上千朵，因此作为家长要时时处处给孩子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让文明之花在孩子幼小的心灵扎根。
同时，为了促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可以在各行各业开展文明之星、文明单位评比活动，开展文明城市创建知识竞赛、演讲比赛，告别不文明行为签名活动，在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介设曝光台，对那些不文明行为在全社会进行谴责和曝光，真正在全社会掀起一场争做文明市民、创建文明城市活动，让全市群众都来参与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不留死角，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就真正成为了外来投资者的乐土，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我国必将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强国。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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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法》对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起了极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部法律在实践中所反映的问题也逐步显现,如其中受案范围的规定明显过于窄小,需要认真总结反思。

　　我国行政诉讼现行受案范围的基本规定是:《行政诉讼法》第2条首先以肯定式的概括确立了总体范围,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划定的受案范围重要边界为:案件的原告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其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而起诉；案件的被告是行政机关(包括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下同),必须是针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而提起。然后,《行政诉讼法》以第11条作出了对九类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案件可受案的肯定式列举,再以第12条作出了国家行为、抽象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行政终局行为等四类不予受理事项的否定列举,从而使第2条的总体规定具体化。但这些规定存在一些缺陷,主要表现为:

　　第一,受案范围在确定方式上形成了漏洞。将肯定式概括、肯定式列举和否定式列举结合起来使用,使应受理的案件与不应受理的事项虽各自有了具体划分,但两者的边界却不能紧密对接,形成了一些法律未能调整的、既不属明确应受理又不属明确不应受理的空白。对空白处出现的行政案件,法院受理时往往受制于无明确的受案法律依据,只能将其推出受案范围之外。这实际上缩小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能全面、充分地发挥对公民一方的司法救济作用。

　　第二,对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过窄。《行政诉讼法》第2条虽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起诉,但第11条所列举的案件却只限于是“人身权、财产权(包括经营自主权)”受侵害的案件。这产生了两个问题:在立法技术上,第11条与第2条的规定不完全一致,第11条所列举的人身权、财产权案件实际上限制了第2条规定的“合法权益”所具有的广泛内涵；《行政诉讼法》当时立法的指导思想只注重了对人身权、财产权的保护,而合法权益中除了人身权和财产权外,还应包括政治权利和自由、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各种权益。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公民等一方获得的许多新型权利如了解权、参与权、表达权、平等发展权、环境权等都属于合法权益的范围。可见现行受案范围对合法权益的保护还很不全面,也不适应我国目前的现状。

　　第三,受案范围所针对的被诉行政行为极其有限。目前的受案范围只受理了一部分针对行政机关外部具体行政行为起诉的案件,而将抽象行政行为、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和许多其他职权职责行为(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都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这就会使这类行为违法并造成合法权益侵害后不能得到司法审查的监督。

　　针对上述不足,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需要加以修改扩展:一是在确定受案范围的方式上,应以概括方式对受案范围作总体规定后,只需要将不受案的事项明确列举出来进行限制,其他的则全部属于应当受案的范围,这就最大限度地拓展了可诉案件的容量,也能避免发生情况不明的空白地带。二是将行政诉讼受理的案件从仅涉及人身权、财产权的案件扩大到保护公民一方各种合法权益的案件。三是根据可能,突破现行受案范围只针对一部分对外具体行政行为的限制,将一些特别需要监督、规范的抽象行政行为(如规章以下的各种规范性文件)、涉及公务员的基本公民权利的内部具体行政行为(如初任公务员的考试录用决定、解聘、辞退、开除公务员身份的决定等)以及其他一些行政职权职责行为(如行政指导、行政合同等)都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