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立东 吉林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法人分类模式 职能主义 结构主义
内容提要: 法人分类模式有“职能主义”和“结构主义”之别，《民法通则》采“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根据法人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担当的职能，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这种分类模式渊源于我国法人制度立法的问题意识、立法之时面对的具体问题以及法律科学的发展水平，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也无法为法人制度立法提供有效支架。我国未来民法典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并以其为主轴设计民法中关于法人制度的规则。


引言

法人分类模式是法人制度的制度枢纽和法人制度立法的支架，各法域的民法典多以法人分类模式作为设计法人制度的逻辑线索。形式上，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选择决定着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和格局。实质上，区分标准的选取，会决定类型化的结果是否能适当达到所欲达到之目的。一个法学较落后的地方，其法律的适用之所以不能适当达到规范目的，主要常肇因于在设计制度时，拟负荷上去的功能没有处理好[1]。{1}70。法人分类模式决定着法人制度的制度取向和制度容量，其中分类视角的选取和分类标准的抉择直接限定了法人制度的宗旨以及为实现这些宗旨而预设的功能配置。

学理上，关于民法典法人的分类，是分为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或者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或者沿用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也成为争议颇大的问题。{2} 6-7徐国栋教授主持起草的《绿色民法典草案》采取了将私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分类模式[2]。梁慧星教授课题组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则推出了营利法人与非营利法人的分类模式[3]，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民法典学者建议稿”沿用了企业法人与非企业法人的分类模式[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依然沿袭了《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的四分法式分类模式（第三章法人从第45条到57条计13条），但立法机关也清醒地认识到法人分类是起草民法典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远未形成定于一尊的成熟方案[5]。对此，我国未来民法典总则部分作何选择，是当下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

本文首先将法人分类模式类型化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和“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然后分析立基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法人制度满足民法对于法人制度之期待的有效性以及此种分类模式满足法人分类之于立法意义的有效性，进而检讨此种分类模式得以生成的根源，并提出关于我国民法典法人制度应回归“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立法建议。

一、法人分类模式的类型化分析

以法人在国家构想之整体社会结构中所承担的国家为其分配的职能作为分类标准的法人分类模式，可以称之为“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这种分类模式的核心是：以实现国家对法人的管制为制度宗旨，以国家与法人间关系为背景，从外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纵向鸟瞰视角界定立法面对的问题及问题的解决思路[6]，即使是民法上的法人制度，其首先要满足的是国家对不同类型法人的职能定位得以实现，法人被想象为一个融洽无间、各亚利益群体各得其所、没有内部利益冲突的桃花源式的集体，作为制度利用者的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引发的民事主体间利益冲突的裁断则被这种分类模式所遮蔽，而无法纳入法人制度的视野。

前苏联的民事立法是这种分类模式的典型实践，在前苏联，各种类型法人的区别是由所使用的财产的所有制性质、各组织所担负的任务和职能的特点以及领导它们活动的方法的区别决定的。{3} 146根据《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立法纲要》第11条，法人包括：实行经济核算制的，具有国家拨给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并有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企业和其他组织；由国家预算拨付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的，其领导人有权支配信贷借款的（法律有规定的除外）国家机构和其他国家组织；由其他来源取得经费的，本身有独立的预算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国家组织；集体农庄、跨集体农庄的组织、其他合作组织、社会组织和它们的联合组织；而在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立法规定的情况下，还包括这些组织及其联合组织所属的具有独立的财产和独立的资产负债表的企业和机构；国家和集体农庄合办的组织以及国家和合作社合办的其他组织。{4}9

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关于法人的规定也采用了这种分类模式，该章共分为四节，即一般规定；企业法人；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7]；联营。可见，《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包括两类，一类是企业法人，另一类是机关（包括部队）、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5}24民事立法将企业法人与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作为相互对举的存在，企业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就其职能而言[8]，在于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等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9]。与企业法人对应，根据相关立法，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均为非盈利性的经济组织，其职能不在于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同时，立法也未涉及法人的成员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法的问题。可见，就法人类型而言，首先映入立法者眼帘、并为立法者看重的是在国家构想的社会整体结构中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盈利性活动的职能，我国民事立法以是否主要从事盈利性活动作为法人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逻辑线索安排法人制度立法的结构。观察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盈利性活动，是立基于国家的视角，着眼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法人假想为一个融洽无间的个体，立足于法人外部界定其职能的作业，这一观察视角也折射了立法者对于民法上之法人制度寄予的功能期待。由此可以解读出，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为了直接实现国家对社会结构的总体构想，以管控法人的行为为制度宗旨，根据国家对不同法人类型的职能预期，以法人是否具备从事经营性活动、追求盈利的职能[10]，即是否通过提供商品和服务获取经济利益作为法人分类的标准，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和非企业法人。

与“职能主义的法人分类模式”形成对照的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此种分类模式着眼于法人制度提供的、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制度结构，即法人内部各亚利益群体的互动结构。这种分类模式的要义是以满足私人互动需要、为私人互动提供制度支援为制度宗旨，以当事人间的互动关系为背景，从内在于民事主体互动的平面化内在视角界定问题的所在和解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此，作为私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如何裁断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引发的利益冲突，而非国家对于法人之职能定位的实现。法人制度作为法技术工具，应提供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

《德国民法典》是结构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传统代表，这种传统大陆法系法人制度，首先在性质上将法人区分为公法人与私法人，并以私法人作为民法规范的对象。在私法人内部根据法人的成立基础及由此带来的法人意思形成和表达机制的不同，将私法人分为社团和财团，并以此为逻辑线索，设计民法典中的法人制度安排。而《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则另辟蹊径，其第48条以法人发起人（参加人）对法人独立财产的权利性质为分类标准，将法人分为三类：商合伙和商业公司、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债权的法人；国有或自治地方所有的单一制企业，属于其参加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法人；社会团体和宗教团体（联合组织）、慈善基金会和其他基金会、法人的联合组织（协会和联合会），属于其发起人（参加人）对之不享有财产权利的法人。{6} 24

由此可见，两种分类模式类型的分野集中体现为在法人分类标准上的分道扬镳，这渊源于观察法人制度的不同视角。由此决定了法律的制度宗旨及所界定的问题和选取的解决问题的思路等方面的泾渭分明，基于此形成的法人制度的功能负荷则大相径庭，法人制度的制度容量也迥然有别。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适应性分析

（一）“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无法实现其意欲的分类目的

以我国现行法人制度立法为分析对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在于：从国家的视角出发，立足于国家目的的实现，明确法人的职能、框定法人的行为类型，从而使法人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的方式各自安分守己履行其应向国家承担的职能。按照这种分类模式的预期，企业法人可以而且主要从事盈利活动，而以党政机关为主体的非企业法人则不能进入市场从事盈利活动。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赋予企业法人地位以解决国有企业活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又能够凭藉禁止党政机关经商以应对由政企不分和权力商品化而产生的腐败问题。由此，法人制度不是民事主体可以自主选择适用的法律结构，而成为国家管控民事主体结社需求的基本管道。

即使立法者的上述目的无可置疑[11]，问题还在于“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对于该目的的实现亦无所助益。其原因在于：无论我们多么强调法律是一种地方性知识，无论我们的民法多么需要具有中国特色，但没有一个执法机关主动推动民法的实施却是各国民法共同的选择。没有执法主体，只能依靠当事人的主动援引和法院的被动裁判实施，构成了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区别于以行政法为代表的公法之重要特征。在实施机制上，没有主动的执法主体既是民法的自身规定性使然，也决定了民法功能的限度。依职能对法人进行分类，意在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的管控，但国家与法人之间的关系纵然重要，立法也必须关心，民法固有的实施机制却决定了试图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徒劳之举。

首先，“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非民法之所务。现代人把国家看成一种人们在从事自利活动中所必须要的工具。国家制定的规则使得它能更好地让大家实现自利的目的。就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乃是替人民办事的工具，而不是教育人民的机构。{7}134在民法的世界里，国家只是服务于民事主体的自利行为，没有独立于当事各方的自己的目的，作为私法的一般法，因民法所发生的，不是对国家的遵守义务，即使违反私法，亦不是违反对国家的义务，因而国家不但不加之以处罚，且不直接干预其事。{8}35由于民法没有、也无需一个主动的执法主体代表国家推动它的实施，其实施只能诉诸于民事主体的主动援引，因而，立足于对制度实效的考虑，民法只能从民事主体之间、而不是民事主体与国家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之角度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尽管民法上有法人“营利性”的问题，但却无法人“盈利性”的问题，或者说“盈利性”是与民法无关的问题。法人“营利性”的问题意识，仅存在于民事主体之间，即法人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国家与民事主体之间，关涉的是法人所得盈利是否可向社员分配，而不牵涉自国家的角度法人是否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即使非营利法人也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国家当然需要、而且也应该管制法人经营性行为，规定哪些法人可以从事经营性行为，但自国家与法人的关系角度管制法人的行为不在民法的调整旨趣之内，而属于国家与法人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范畴。

其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为民法无力担当。民法主要通过民事主体的主动利用、特别是私人将纠纷诉诸法院推动法院裁判的方法得以实施。如果没有执法主体的主动管制作为手段或威慑，没有人会主动寻找并接近一种管制，这样的管制即使存在于正式制度之中，也无法从纸面走进生活，成为对人们行为具有现实约束作用的制度。由此为法院裁判、而不是为行为管制提供准则，就必然成为民事立法的核心关照。启动民法的实施主体是民事主体，民法只能着眼于行动于法人内部的出资者、管理者等亚利益群体之间以及法人与这些亚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即设计可供民事主体利用的法人类型、明确民事主体在其利用法人结构中之法律地位、法人的意思如何形成、如何对外表达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它们所面对的利益冲突的解决之道，才能发挥预期的功能。因此，“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追求乃是对民法功能的不恰当期待，虽在民事立法上加载了实现国家对法人行为之管控的追求，但这为民法力所不逮，通过民法实现这一目的只能是立法者一厢情愿的幻想。由于未关注民事主体对法人制度的利用，没有为民事主体设立团体以及解决因加入团体而引发之新问题提供制度支持，这样的制度自然无法为民事主体所利用，甚至成为与民事主体无关的制度，纠结于国家与法人间的关系必然导致法人制度的无力性。民法特有的实施机制决定了民事主体的自主利用为其实施所不可或缺，由此就不难理解中国的法人制度为何如此欠缺实效性，无怪乎实践中鲜有法官援引《民法通则》中的相关规则裁判民事主体间的纠纷[12]。

再次，“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追求的目的已为我国的法人制度实践所否证。无视现实地限制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尤其是财政差额拨款、甚至没有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从事经营行为不切实际。事实上，根据《出版管理条例》、《电影管理条例》，作为事业单位的各出版社、电影制片、发行、放映单位因其从事的活动被视为经营性活动，而均须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作为其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许可。此外，经费上实行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或企业化经营，如城市规划设计院等，主要从事经营性活动，也要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获得营业许可。

（二）“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不能解决法人制度真正面对的问题

民法是私法的一般法，以经济生活和家庭生活为调整领域，调整的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的社会关系。现代社会的兴起，使得经济从政治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政府的功能只是制定一些人们以私人身份从事经济活动时必须遵守的规则。{7}134民法又是社会的法，其核心内容是解决私人利益冲突的技术机制，而不是国家引导民众追求和实现特定目的的手段，民法规范下的秩序是作为调整私人行为之规则运作的结果，而不是法律设计和事先确定好的。国家只确定游戏规则，不关心游戏结果。以国家在道路交通领域的公共服务类比，如果国家也行使类似职能，则仅制定道路交通法规、确定道路交通规则，而不具体要求人们行走的线路。

作为民法之组成部分的法人制度应该着眼于民事主体间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界定问题的所在和实现问题的解决，从这一视角出发，法人制度真正需要直面的问题是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其个人过往不曾遇到的利益冲突。具体言之，真正直面问题的法人制度应该专注于回答以下问题：法人成员的标准、法人意思的形成及表达（法人的治理结构）、法人与其成员、成员之间的关系，为民事主体利用法人制度提供前提，为法官裁判民事主体因利用法人制度而发生的纠纷提供准则。

“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的目的在于为了国家的目的管制法人的行为方式，是国家站在外在于法人的角度，为了管制法人行为而进行的分类，其问题意识存在于国家和法人之间。因此，民事主体如何利用法人制度以及因利用法人制度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这些只有聚焦于民事主体之间的关系作平面化分析而非纵向鸟瞰才能观察到的问题无法为“职能主义法人分类模式”所关注，更无法成为问题的核心。这种问题意识直接导致该分类模式具有浓重的身份色彩[13]，其设计的法人类型并非着眼于民事主体利用团体结构的需要，而是着眼于国家对社会整体结构的安排，因此，一方面在此分类模式下，不是民法规定的所有法人类型均可为民事主体所利用，只有拥有特定身份的主体才能设立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某些社会团体法人也须有特定身份的人才能发起。另一方面，民事主体可能形成的团体形态无法嵌入法人制度中，而获得明确的法律地位，团体的法律地位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村农民集体、业主委员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和足球协会、汽车俱乐部、民办学校等非企业法人无法根据《民法通则》取得明确的法律地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


乌鲁木齐市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确权规定

　（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令第3号1993年10月30日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发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依法进行土地登记，确定土地权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管理法）办法》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依照管理权限，分别由乌鲁木齐市（以下简称市）、乌鲁木齐县（以下简称县）人民政府依法确定，具体工作分别由市、县土地管理局办理。


　　第三条　乌鲁木齐市城市规划区内、东山区、南山矿区、市农垦系统使用的土地、其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由市人民政府依法确定。
　　除上述范围外，其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由县人民政府依法确定。


　　第四条　国有土地使用者、集体土地所有者，按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管理范围内向市或县土地管理局提出土地登记申请。


　　第五条　经依法确定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和他项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侵犯。


　　第六条　集体土地所有权，经依法确认后，核发集体土地所有证。


　　第七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经依法确认后，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临时土地使用权，经依法确认后，核发临时土地使用证。


　　第八条　在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集体土地所有权、使用权的同时，可根据各类用地性质，依法设立他项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按本规定第三条规定的管理范围，县土地管理局在核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使用证的同时，须报市土地管理局备案。

第二章　国有土地所有权





　　第十条　下列土地属国家所有：
　　（一）森林、草原、山岭、荒山、荒地、沙漠、戈壁、河道、水域、河滩地等；
　　（二）城市市区土地，法律及本规定确定的集体土地除外；
　　（三）国家征购、征用、征收、没收、接收、收归国地土地，以及废弃的建设用地；
　　（四）文物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旅游风景区、名胜古迹保护区等集体所有耕地以外的土地；
　　（五）国有铁路、公路、电力、通讯、矿场、水利工程等设施用地；
　　（六）依法确定给部队使用的土地；
　　（七）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城市集体所有制单位、乡（镇）机关用地以及这些单位的农副业生产用地和科研教育试验用地等；
　　（八）国营农、林、牧、渔团场等单位使用的土地，本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除外。


　　第十一条　国有土地开发利用，其国家土地所有权不变。
　　乡（镇）、村举办企事业、公共公益事业等和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及个人进行包括住宅，占用国有土地，其所有权不变，仍为国家所有。


　　第十二条　集体、村民的房屋及建筑物依法买卖、赠与与全民、城镇集体单位、非农户或者本村以外的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其房屋、建筑物以及院落占地归国家所有。


　　第十三条　集体所有耕地之间以及耕地、宅基地等边缘的荒山、草地、林地、戈壁等均属国有土地。


　　第十四条　行政企事业单位、城镇集体单位、乡镇企业用地，在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使用原村民集体所有权属国家所有：
　　（一）签订过用地协议、合同的。
　　（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使用的。
　　（三）进行过土地补偿的。
　　（四）进行过劳动力安置或支付过安置补助费的。
　　（五）接受农民集体经济组织馈赠的土地。
　　（六）由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的企业转为或移交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或乡镇企业的。


　　第十五条　征用土地在村民集体建制撤销或其人口全部转为非农业户口之后，剩余的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归国家所有。


　　第十六条　乡（镇）、村、个人依法兴办企事业，使用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并进行过土地补偿和劳动力安置或者支付过安置补助费的，其有关房地产开发交易中收取环境差价、地段差价、超标费、收益金等办法，应同时废止。
　　土地所有权属国家所有。

第三章　集体土地所有权





　　第十七条　集体土地所有权依法直接确定给村民集体经济组织。


　　第十八条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前，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承包给村民耕种的土地以及村民使用的宅基地，属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后，村民依法修建住宅占用的土地，属集体所有的，土地权属不变。


　　第十九条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前，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开荒土地，目前仍然在耕种的土地，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第二十条　乡（镇）集资以及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兴修道路、水利、电力、通讯设施，占用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其土地所有权仍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第二十一条　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以集体土地资产作价入股，兴办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联乡镇企业，其土地所有权不变，仍为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


　　第二十二条　原人民公社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交国营农牧团场管理，其收益分配方式不改变。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前仍由其耕种的土地及宅基地为集体所有。


　　第二十三条　村民集体组织、村民在集体土地上修建的房屋及建筑物依法买卖、赠与本村的，其房屋、建筑物以及隐蔽占地，土地所有权不变，仍为集体所有。


　　第二十四条　集体所有土地依法确定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按变更后的现状重新确定集体所有权：
　　（一）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合并或分割等管理体制发生变化，引起土地所有权变更的。
　　（二）由于土地开发、国家征地、集体兴办企事业或自然灾害等原因进行土地调整的。
　　（三）由于行政区划变动和农田基本建设调整等原因、重新划定土地所有权界线的。

第四章　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五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依法直接确定给使用土地的单位或个人。直接使用土地的单位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其具备法人资格的上一级单位。


　　第二十六条　实行房地一致的原则。依法经国家划拨、征用，以及解放初期接收、征用或通过继承、接受地上建筑物等方式合法使用国有土地的，依法确定土地使用权。


　　第二十七条　因房屋拆除、改建或自然坍塌等原因，已经变更了实际土地使用者的，经依法审核批准后，可将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用地单位或个人。


　　第二十八条　国家铁路、公路、水利、电力、军事设施以及河道、泄洪道用地，依照批准的文件和资料及有关规定，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
　　前款各部门的法定保护用地范围，在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同时，必须明确法定义务。


　　第二十九条　单位依法使用的国有土地，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前转让给其他单位，其土地使用权确定给实际使用者；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后至本规定施行以前转让给其他单位，按有关规定处理后，根据土地利用规划、城市规划和有关规定，确定土地使用权，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发生转让土地行为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有关规定处理后，确定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条　对征（拨）而未用以及未按规定用途使用的土地，不予确定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一条　共同使用的道路、通道等，不予确定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二条　农牧民、国营农牧团场使用的国有草场，依照有关批准文件，并结合历史和现状，依法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三条　在国有土地上有合法林业权的，依法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三十四条　经依法批准的临时用地，确定国有土地临时使用权。


　　第三十五条　乡（镇）、村、个人兴办企业，依法使用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土地的，进行过土地补偿和劳动力安置或支付过安置补助费的，确定国有土地使用权。
第五章　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十六条　村民集体经济组织办企事业、公益事业，依法使用本集体组织土地的，确定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十七条　经市、县人民政府批准，村民集体经济组织以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资产作价入股，兴办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联乡镇企业，依法确定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十八条　村民依法使用的宅基地，确定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三十九条　非农户，包括农转非调离的，在集体土地上的宅基地，没有交纳过土地补偿费用的，确定其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四十条　农村专业户使用本村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从事养殖业或为农业生产服务的加工业，未对其土地进行过补偿或劳动力安置包括支付过安置补助费的、确定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六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规定发布之前，所发国有土地使用证，集体土地所有证、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二条　本规定由乌鲁木齐市土地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三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一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