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犀原律师事务所(河南郑州)杨德寿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时常发生。这说明，我国现有的针对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效果不大，要制定这两种犯罪的对策，必须寻找发生这两种犯罪的根本原因。本文通过论证认为，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根本原因是：立法上，公安机关法定的侦查和采取强制措施的双重权利，使其侦查活动处于自身控制的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司法上，人民法院未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一、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的现状
1、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案例
1996年2月，河南叶县发生一起特大系列抢劫杀人案，公安机关迅即“破案”。6 名无辜者被抓，2 人因不堪忍受审讯人员采用三角带、木棍、皮带、电警棍以及手摇电话的电击，只好按审讯人员的意图招供。“人证”、“物证”俱在，冤案遂成铁案。辩护律师据理力争，真凶突然现出原形，才把这些无辜平民从死亡线上拉回来。(见《律师与法制》1998第9期张大奎采写的《叶县冤案始末》)。
1998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报道，某县公安派出所将涉嫌盗窃的一对夫妇抓获，稍后将女人放出，继续审讯其夫。几天后，女人看望丈夫时被告知其丈夫已经逃跑，该女人便开始了艰难的寻夫历程。几年后，其中一名参与审讯的民警突然良心发现，说出其夫在审讯时已被打死并秘密埋葬。
1998年7月，原遵义市红花岗区公安分局刑警赵金元、屠发强为逼取口供，对犯罪嫌疑人熊先禄施以种种肉刑，致使熊先禄因外伤、剧痛、失水、饥饿、紧张等过度劣性刺激而休克死亡。去年12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分别判处赵金元、屠发强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无期徒刑。据称，这是我国《刑法》自1979年实施以来判得最重的一起刑讯逼供案。(见《法制日报》2000年4月16日第2版杨通河采写的《刑讯逼供法难容》)。
2、案例说明的问题
血泪斑斑的案例说明：首先，采用这种手段的刑事侦查人员无能或者懒惰。他们除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不能取得或怠于取得其他充分确实的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证据。其次，如果不是前者，必然是为了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有意加罪所谓的犯罪嫌疑人。再次，这两种犯罪行为还未得到有效遏制。
3、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现有的法律对策
本文无意探讨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为从《刑法》分则明确规定的具体犯罪来看，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即为两种。这是我们的国家意志对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的断然否定。特别是，新《刑法》第247条不仅加重了刑讯逼供犯罪的法定处刑，更增加了暴力取证罪名。这两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刑法》设立这两种罪名，就是我国现有的对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最严厉的法律对策。然而，这些法律对策并没有遏制这两种犯罪的发生。于是， 我们不得不讨论这种对策的现实可行性。过去发生的以及现在仍在发生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足以说明：目前我国对于这两种犯罪的法律对策成效不大。

二、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禁而不绝的根本原因
要寻找有效遏制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对策，首先必须找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行为发生的根本原因。正如医生看病一样，找到病因才能对症下药。寻找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原因，本文认为应当从刑事诉讼的侦查和审判两个阶段出现的问题入手。因为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一般发生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而对侦查阶段所取得证据的采信是在人民法院的审判阶段。
1、公安机关侦查阶段
实施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两种行为的主体为特定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司法实践中，两种犯罪的主体主要是有权采取强制措施的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人员。他们实施这两种行为的最终目的，追究罪犯也罢打击报复也罢，不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为达到上述最终目的而必须首先达到的目的，那就是——取得用于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证据。这是构成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主观要件。
《刑事诉讼法》第42条将证人证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做为证明其是否犯罪七种证据的两种。要确认某一被告人构成犯罪，追诉主体必须举出充分确实的证据。如果刑事侦查人员没有能力取得或怠于取得上述两种证据以外的证据，或者有意加罪犯罪嫌疑人(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其他证据)，而犯罪嫌疑人拒绝按侦查人员的意图供述和辩解的话，刑事侦查人员为了达到证明这些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有意加罪的目的，其采取的手段只能是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从上述案例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极其简便且效果极佳的“侦查”活动。
《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显然，定罪处刑并不必然地需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但是，在此情况下，证据必须充分确实。如果证据不够充分确实，某些侦查人员不是采取进一步的侦查活动来取证，而是靠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来补充他们不够充分确实的证据，以便达到充分确实。
显然，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不仅具有侦查取证的职责，而且还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这样就使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处于一种被其自身控制的不公开情形之中。在此情况下，对公安机关负有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对该阶段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
2、人民法院审判阶段
人民法院没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审判，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
1)、证据非法收集的认定和证据的效力问题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应当说本条规定十分明确，但操作性很差。因为上述司法人员是否按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是否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是被告人难以证明的。在此情况下，审判人员就难以确定证据的收集是否非法。特别当审判人员做为收集证据的主体时，即便非法收集也会被自己采信。
有效的证据必须建立在其客观性、关联性和收集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上。审判人员难以确定侦查人员收集证据是否合法的情况下，只要被告人在法庭翻供，就应当以被告人在法庭上的供述和辩解以及证人在法庭上的证言做为其真实供述、辩解或证言。司法审判实践中，当被告人或证人翻供被问及原因时，被告人和证人往往只能说原来的供述是被迫提供的，这时审判人员接着会要求被告或证人提供被“逼迫”的证据。如果证明不了的话，审判人员会以公诉人提交的由侦查人员讯问的被告人原来的供述笔录做为证据。这是十分荒唐的! 因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一直掌握在侦查人员手中，处于极为不利且不公开的连检察机关都无法监督的受控制地位，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身体上没有明显的伤残迹象，他凭什么能够证明?
2)、无法讯问、质证的证人“书面证言”
《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如果证人在庭审时不出庭，公诉人只拿着“书面的证人证言”，控辩双方就无法讯问、质证并查实。《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人证言”指的只能是法庭书记员当庭制作的，由法官、控辩双方对证人讯问、质证后的法庭记录。由公诉人或辩护人提供的“书面证言”是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但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所谓“证据”却大量存在。报载，河南开封市南关区人民法院统计，该院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审结的345起刑事案件中，应该出庭的证人有1726人，经审判人员耐心做工作，出庭作证的只有7人，出庭率仅为0.4%。
3)、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的滥用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
我们不难看出，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被讯问的笔录和证人提供的“书面证言”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是多么重要。显然，这种所谓的证据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超然地位，它可以不受当庭质证而直接做为证据。侦查人员为什么对这种书面证据情有独衷，因为它简便易行且十分有效! 通常，只要被告人“供认不讳”，法官便不再认真审查其他证据。很少有人去关注“供认不讳”的下面是否掩盖着血泪，这在客观上促成了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发生，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是法院对讯问笔录和“书面证言”滥用的必然结果。
3、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对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出现的问题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立法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有不尽合理的地方：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同时具有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取证的双重权利，这使该机关的侦查活动处于不公开的、无法监督的情形之中；同时，该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提问的强制性义务规定，很可能成为侦查人员刑讯逼供的借口。犯罪嫌疑人的“如实”和侦查人员认为的“如实”是两个概念，侦查人员最大的愿望就是让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完全符合自己认为的“如实”。不符产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刑讯逼供。虽然法律禁止这种行为，但没有监督或无法监督的行为是不可能禁止的。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对刑事案件的审判没有严格依法进行，法庭对讯问笔录和“书而证言”的滥用也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两种犯罪的发生。所有这些，构成两种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三、关于证据的分类及科学收集
通过对诉讼法(包括民事、行政诉讼法)关于证据的进一步研究，我们可以根据证据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的程度，把证据大致分为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这种划分不是绝对的)。按照这种分类，可以把《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七种证据分别归到这两类。把物证，书证，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归为客观类；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归入主观类。
很明显，这两类证据中，主观性证据不仅受到提供者本人意志的影响，甚至受到他人意志的影响。我们很难断定其是否真实和完整。因此，在采信时必须慎之又慎。应该在采信时充分接受控辩双方质证，才可以判断主观性证据是否真实完整，而这只能在法庭上! 因为只有这里才是公开和公平的。主观性证据的提供者除了受到其自身因素影响外，一般不致于受到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强制。也许，这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理论基础。 法庭外的取证应当仅限于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提供线索的收集。这些客观性证据，在开庭时与法庭上收集到的主观性证据再进行相互印证，然后才能确定起诉书指控的案件事实是否存在。
本文认为，刑事侦查及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只限于收集客观性证据和主观性证据的提供线索，法院开庭审判阶段才可以收集主观性证据——即询问被告、有关当事人和证人。这才是科学的证据收集方法。

四、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对策
为了杜绝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犯罪，同时切实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基于上述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发生的根本原因，本文认为现实可行的立法和司法对策是：
1、立法规定沉默权并将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分离
在立法上，将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作为纯粹的刑事执行行为，刑事侦查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在此情况下，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只有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利而没有侦查权，因而“无需”取证，刑讯逼供是多余的；而检察机关直接行使侦查权，他们在公安机关管辖的看守所对犯罪嫌疑人侦查、取证，因受到公安机关的监督而“不能”刑讯逼供。刑事侦查权与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不仅可以避免刑讯逼供犯罪的发生，还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和相互监督，更加符合《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精神。同时，应当对《刑事诉讼法》第93条进行修改，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沉默的权利；并且，这种权利应当及于侦查、审判乃至被确定为犯罪后执行的所有阶段。
2、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
控辩双方只需向法庭提交客观性证据和证人线索。提供主观性证据的当事人和证人必须出庭，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由控辩双方当庭询问充分质证。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程序进行。对法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论是被告人讯问笔录还是证人的“书面证言”，一律不予采信。实际上，这也正是《刑事诉讼法》第47条的基本要求。这一措施的采取，不仅可以杜绝刑讯逼供，而且还可杜绝刑事侦查人员对证人的暴力取证。

五、结论
刑事侦查权和强制措施执行权的分离，将使刑事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无法进行；而法庭对庭外收集的主观性证据不予采信，将使这些主观性证据失去效能。这样就会使侦查人员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成为多余。除非这些侦查人员有实施暴力的特殊爱好或有意报复。这种情况下，侦查人员的这种暴力行为不再属于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而是其他违法或犯罪行为。除此之外，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当严格依法进行。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

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8年8月31日福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00年7月28日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房屋拆迁管理，保护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根据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规划区范围内，按照建设程序取得批准，在国有土地上进行建设，必须拆除原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拆迁人，是指依法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件的单位或者个人。

本办法所称被拆迁人，是指被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所有人（包括代管人、国家授权的国有房屋管理人）和使用人。

第四条 城市房屋拆迁必须符合城市规划和有利于城市旧区改建。

第五条 房屋拆迁应当遵循妥善安置、合理补偿和先安置、后拆除的原则。

拆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对被拆迁人进行安置和补偿，不得损害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被拆迁人应当服从城市建设需要，按期搬迁，不得借故拖延，不得索取本办法规定以外的安置和补偿。

第六条 房屋拆迁实行货币安置或一次性房屋安置。鼓励货币安置。

房屋拆迁安置方式，按照被拆迁人的意愿和拆迁人的资金、房源状况，经双方协商，由被拆迁人自行选择。

第七条 福州市房地产管理局是本市城市房屋拆迁工作的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拆迁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办法。其主要职责是：

（一）拟定拆迁安置的政策和实施性规定，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组织实施；

（二）依法审查批准拆迁申请，审定安置方式、安置地点，核发《房屋拆迁许可证》，发布房屋拆迁公告；

（三）依法管理实施拆迁单位的资质；

（四）监督管理拆迁安置用房和安置资金的使用；

（五）检查监督拆迁安置情况，督促办理拆迁房屋的产权登记手续；

（六）裁决拆迁纠纷，处理违反本办法的行为。

拆迁主管部门不得接受拆迁委托。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房屋拆迁安置工作的领导。城市规划、土地、建设、公安、工商行政管理、市容、文化教育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各负其责，共同保证本办法的实施。

第二章 拆迁管理

第九条 拆迁范围确定后，由拆迁主管部门公布拟拆迁的范围，并书面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拆迁范围内的工商登记、建房审批、产权和使用权转让、变更、户口迁入、分户等手续。因出生、军人复转退、婚嫁等确需入户或迁出的除外。正在施工的工程应立即停止施工。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应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进行产权审查。

暂停办理有关手续的期限为自拆迁主管部门通知之日起６个月。逾期未另行通知的，暂停措施自行解除。在暂停期限内擅自办理的有关手续，一律不作为拆迁安置补偿的依据。

第十条 单位或个人需要拆迁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均须向拆迁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国家规定的批准文件和拆迁计划、安置方案、产权审查说明、安置用房或安置资金到位证明等。

拆迁主管部门在受理拆迁申请之日起１５日内，应当作出批准或不予批准的决定。批准拆迁的，发给《房屋拆迁许可证》，同时发布房屋拆迁公告。

第十一条 实施拆迁应当取得《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拆迁人无拆迁资格证书的，必须委托有拆迁资格证书的单位实施拆迁，但因建设需要自行拆迁自有产权的房屋及其附属物的除外。

拆迁工作人员必须持有拆迁主管部门核发的拆迁工作证件，方可从事拆迁工作。对未持有拆迁工作证件的人员，被拆迁人有权拒绝与之商议拆迁安置有关事宜。

房屋拆除应当由具备保证安全条件的建筑施工单位承担，由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对安全负责。

第十二条 拆迁人为实施拆迁而成立的拆迁组织，不得行使拆迁行政管理职权。

第十三条 拆迁人在实施拆迁以前，必须根据房屋拆迁公告，将拆迁安置有关事宜书面通知被拆迁人，并做好拆迁区域内房屋的丈量评估、调查登记工作。

第十四条 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在房屋拆除前就拆迁安置补偿事宜签订书面协议。拆迁协议应当规定安置方式、安置地点、安置面积、补偿金额、支付方式和期限、违约责任以及当事人认为需要订立的其他条款。

拆迁人应当将拆迁安置补偿情况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第十五条 拆迁人必须严格按照规划部门批准的拆迁范围实施拆迁，不得扩大或缩小拆迁范围，不得超过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拆迁期限。

第十六条 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应在拆迁协议履行完毕之日起３个月内，分别向房屋产权管理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办理房屋产权和土地使用权的注销、变更、转移登记手续。拆迁人应当及时、完整、准确地填报拆迁安置补偿表，做好拆迁安置补偿资料档案工作。在安置结束后６个月内，应将拆迁安置资料档案报送拆迁主管部门。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拆迁档案制度。

第十七条 法律、法规对拆迁社会事业设施、市政公共设施、军事设施、华侨和归侨侨眷房屋、教堂、寺庙、文物古迹，砍伐树木、搬迁古树名木等另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拆迁主管部门应当对房屋拆迁活动进行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资料；检查者有责任为被检查者保守技术和业务秘密。

第三章 拆迁安置

　

第一节 货币安置

第十九条 货币安置是指将被拆迁房屋折算成货币，由被拆迁人自行安置。

第二十条 货币安置款的计算公式为：货币安置款＝被拆迁地段不同区位普通商品房屋的基本价格×被拆迁房屋建筑面积－被拆迁人应支付的差价款。

被拆迁地段不同区位普通商品房屋的基本价格，由市人民政府核定，并在每年第一季度末予以公布。

第二十一条 下列情形不适用货币安置：

（一）被拆迁私有房屋的共有人或被拆迁公有房屋各使用人，对安置方式的选择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二）房屋产权有纠纷、权属不清或产权人下落不明的；

（三）被拆迁私有房屋的产权人和使用人对安置达不成一致意见的；

（四）拆除有抵押权的房屋，抵押权人和抵押人未重新设立抵押权或抵押人未清偿债务的。

第二十二条 公有房屋拆迁的货币安置协议签订后１０日内，拆迁人应当将货币安置款以房屋所有权人的名义，存入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银行专户。

第二十三条 公有房屋拆迁，以货币安置款购买房屋的，应当向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提交房屋拆迁货币安置协议、购房合同和存款凭据。市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应当按照购房合同的约定，在存款限额内支付购房款。

第二十四条 私有房屋拆迁的货币安置协议签订后１０日内，拆迁人应将货币安置款支付给原房所有权人。

第二十五条 以货币安置款在本市购买房屋的，视同房屋安置。

第二节 房屋安置

第二十六条 一次性房屋安置是指不采取过渡、回迁的方式而一次到位的房屋安置。

第二十七条 拆除被拆迁人的住宅房屋，应当以原建筑面积为基础进行安置，并按下列规定办理：

（一）以被拆除房屋的房屋所有权证或合法租赁凭证为计户依据；

（二）标准房型的建筑面积分别为４５、６０、７５、９０、１０５平方米。安置建筑面积超过１０５５平方米的，可以分房型安置；

（三）安置用房的标准房型应符合国家规定的建筑规范；

（四）一次性安置应当根据不同的房屋拆迁地段等级，在市人民政府核定的幅度内增加安置面积后，就近上靠标准房型安置；

（五）上靠标准房型后，被拆迁人实际增加的建筑面积不满７平方米的，可上调一个房型安置。

第二十八条 拆迁出租的住宅房屋，所有权人要求产权调换的，原租赁关系应继续保持，但合同规定不保持的除外。所有权人不要求产权调换，也不要求货币安置的，拆迁人应按规定对承租人进行安置，对所有权人进行补偿。

第二十九条 拆迁经营性用房按下列规定安置：

（一）拆迁商业、服务业经营性用房，一般实行一次性安置，并在规定幅度内增加安置面积。但拆迁人建设经营性用房，其使用功能、布局结构、经营项目和档次适宜安置被拆迁人的，拆迁人应当对被拆迁人实行就地安置；

（二）安置经营性用房的，被拆迁人应服从安置用房的建设布局及经营性质；

（三）在敞开式经营性用房中安置的，应安置的经营性用房建筑面积不足２０平方米的，实行货币安置，但被拆迁人愿意以商品房价补足面积的除外；

（四）未经市城市规划管理局批准，市房地产管理局确认，将非经营性用房改作经营性用房的，不予安置经营性用房。

拆迁非住宅的非经营性用房，拆迁人应按原房屋的用途和应安置地段的建筑面积给予安置。

第三十条 因国家重点建设、政府统一组织实施拆迁的工程项目和专项市政公共设施建设需要拆迁房屋的，其安置方式、安置地点和补偿标准等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建设项目的性质、工期要求另行规定。

第三十一条 有产权纠纷、权属不清或产权人下落不明的房屋，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未能解决的，由拆迁主管部门组织拆迁当事人对被拆除房屋作勘察记录，向公证机关办理证据保全，并由拆迁人提出补偿安置方案，经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后，可以先行拆除。

第三十二条 对拆迁设有抵押权、典权的房屋实行产权调换的，由当事人重新签订抵押或典当协议。在拆迁主管部门公布的规定期限内达不成协议的，由拆迁人参照本办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实施拆迁。

第三十三条 拆除城郊结合地和规划近期开发区范围内的农民住宅房屋，应当按照城市规划实行统一拆建、安置。

被拆迁人已经另行划地建房，并且达到规定标准的，只给补偿，不予安置。

第三十四条 安置用房按下列规定计价：

（一）拥有住宅产权的被拆迁人，实行产权调换的，相等建筑面积部分和一次性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按安置用房建筑安装造价计价；因就近上靠标准房型增加的建筑面积按成本价８０％计价；因上调一个房型安置增加的建筑面积按成本价计价；因分房型及其他原因增加的建筑面积按商品房价计价。

（二）私房所有权与使用权同属一人时，被拆迁人不实行产权调换和货币安置，但要求租住安置用房的和公房承租户继续承租安置用房的，相等建筑面积和一次性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不收取分配费；超出部分按安置用房建筑安装造价２５％收取分配费。私房所有权人不实行产权调换的私房承租户相等面积和一次性房屋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部分，收取安置用房建筑面积建筑安装造价１５％的分配费，超过部分收取２５％分配费。

（三）以产权调换形式偿还的非住宅房屋，偿还建筑面积与应安置建筑面积相等部分，按照重置价格结算结构差价；偿还建筑面积超过应安置建筑面积的部分，按照商品房价格结算。

第三十五条 拆除违章建筑或超过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不予安置和补偿，并由所有人或使用人自行拆除。逾期拒不拆除的，依法拆除。拆除未超过批准使用期限的临时建筑，给予适当补偿，不予安置。

第三十六条 因国家重点建设或市政公共设施建设，拆迁住房实行一次性房屋安置确有困难的，经拆迁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实行临时周转过渡安置。

过渡房由拆迁人负责提供；被拆迁人自行过渡的，应当允许。

临时周转过渡安置期间，除国家政策调整和不可抗力外，不得超过２年；安置用房属高层建筑的，不得超过３年。

第三十七条 安置用房建设配套齐全，并经竣工综合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拆迁人在安置用房交付使用时，应向被拆迁人提供房屋质量保证书和房屋使用说明书。

第四章 拆迁补偿

第三十八条 拆迁补偿价格按房屋及其附属物的类别、等级、项目和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本着公平合理、等价有偿的原则，结合本市具体情况制定。

第三十九条 房屋拆迁补偿按下列规定计价；

（一）拥有住宅房屋产权的被拆迁人，实行产权调换的，安置用房建筑面积与原房建筑面积等量部分，按原房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计价。

（二）被拆迁住宅所有权与使用权同属一人时，被拆迁人不要求产权调换和货币安置，但要求租住安置用房的，按原房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补偿。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属二人时，不实行产权调换的，按原房建筑面积的重置价格结合成新计价。

（三）拆迁国家机关、房地产管理局管理的国有房屋，按原房建筑面积和一次性房屋安置应增加的建筑面积归还产权，互不计价。

第四十条 被拆迁人自行过渡，在规定的过渡期内，拆迁人应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逾期未给予房屋安置的，从逾期之月起，每月应付给３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超过半年的，每月应付给６倍的临时安置补助费。由拆迁人提供周转房过渡，逾期未给予房屋安置的，从逾期之月起拆迁人应按月标准付给临时安置补助费。

被拆迁人实行一次性房屋安置的，拆迁人应付给搬家补助费；临时安置的，加倍发给搬家补助费。

第四十一条 因拆迁造成停产、停业的，停产、停业期间，拆迁人应对被拆迁单位的在册职工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社会保险金额及国家规定的物价补贴给予补偿；对离退休人员给付规定的医疗保险费用；对个体工商户按本市最低工资标准实行经济补助。对上述被拆迁人均应发给搬迁费用。

被拆迁人因参加拆迁会议或搬迁的，由拆迁人给予３～５日的误工补助。

第五章 纠纷处理和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对补偿形式、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安置地点、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经协商达不成协议的，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可以由拆迁主管部门裁决。被拆迁人是拆迁主管部门的，由市人民政府裁决。

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可以在接到裁决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在诉讼期间如拆迁人已给被拆迁人作了安置或者提供了周转房的，不停止拆迁的执行。

因履行拆迁安置补偿协议发生纠纷的，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四十三条 在房屋拆迁公告规定的或者本办法第四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裁决作出的拆迁期限内，被拆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拆迁的，市人民政府可以作出责令限期拆迁的决定；逾期不拆迁的，由拆迁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迁；属市政建设项目，经市人民政府批准，拆迁主管部门可予以强制拆迁。

第四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拆迁主管部门根据情节予以警告、责令停止拆迁、吊销有关拆迁证件，没收非法所得，并可按拆迁安置补偿总费用的１％～５％处以罚款：

（一）未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或者未按《房屋拆迁许可证》的规定擅自拆迁的；

（二）委托无《房屋拆迁资格证书》单位拆迁的，或者无《房屋拆迁资格证书》擅自拆迁的；

（三）未对被拆迁人妥善安置，强行拆迁，或者超越、缩小批准范围拆迁的；

（四）擅自提高或降低补偿标准，扩大或缩小补偿、安置范围的；

（五）逃避监管，擅自变卖安置用房或转移、挪用安置资金的；

（六）安置用房质量不合格或配套设施不齐全，造成被拆迁人逾期安置的；

（七）拒不按照规定报送拆迁安置报表或拆迁资料档案的。

第四十五条 拆迁人无正当理由超过拆迁期限或者擅自延长过渡期限的，由拆迁主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对拆迁人予以警告，或处以３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元罚款。由于拆迁人的过失造成被拆迁人经济损失的，拆迁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拆迁人在房屋交付使用时，未及时提供房屋质量保证书和房屋使用说明书而造成被拆迁人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七条 因拆迁损坏四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其它设施的，由拆迁人负责修复或给予相应赔偿。

第四十八条 被拆迁人违反协议，擅自拆除房屋及其附属物，获取建筑材料，或者拒绝腾退周转房的，由拆迁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归还所得的建筑材料，限期退还周转房，并可对被拆迁人予以警告或处以３００～１０００元罚款。

第四十九条 被处罚的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６０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的上一级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当事人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扰乱拆迁工作秩序，煽动闹事，损坏或哄抢财物，强占房屋，阻碍拆迁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按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拆迁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拆迁单位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二条 一次性安置应增加的面积、拆迁补偿价格、临时安置补助费、搬家补助费标准经省人民政府授权，由福州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五十三条 本办法的应用解释权属福州市人民政府。

第五十四条 市辖各县（市）的城镇房屋拆迁管理，可参照本办法施行。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１９９１年９月１５日福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施行的《福州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本办法生效前已发布拆迁公告的，拆迁安置、补偿按原办法执行。